桃之夭夭，灼灼其辛。之子于归，宜其宣家。桃之夭夭，有釜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宣。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毛传》注解说：桃，有华之盛者。夭夭，其少壮也。灼灼，华之盛也。黄，实貌。非但有华色，又有妇德。蓁蓁，至盛貌。有色有德，形骸至盛也。这也是一首祝贺新婚之诗，不过《关雎》是以男子为主，《桃夭》则以女子为主角。夭夭（盛壮）的桃树和灼灼美丽的桃花譬喩正要出嫁的女子。《毛传》没有“譬喻”字样，“夭以喻女子之少壮，其华喻色，实喻徳，就形体。把前面六句视同“之子”的譬喻，本来不成问题。除以桃实喻妇徳有点牵强之外，"都是可税的。只是在此之先，《毛传》注出“兴也”，又不曾解释“兴”的意义，就引生一些问题。这“性情之正”实际上是儒家的核心问题、《中庸》“致中和”只是从形上层次说而已。熊十力《读经示要》说：“关雎，古今人谁不让？孰有能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丄者？情不失其中和，仁体全显也。夫子于关雎、直领会到仁体流行，其妙。《毛传》这个“兴”在三百多篇的《诗》中，出现过“百十有六”次。”必然有其特殊意义。《诗大序》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然后只说明风、雅、颂而不及于赋、比、兴。郑玄注引郑司农（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比就是譬喻，但兴就不仅是譬喻，而是因物托事，或者寄物以见意。所以诗里的草木鸟兽虫鱼都是物，借它们所见之意就是兴。因此所托之物的性质或属性就成为见意的重要参考或指引。这应该是比较原始而直接的解释。孔《疏》:“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比之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因为理隐不易看出所托之物与下文的关联，所以朱熹《诗经集》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显然是不够的。孔《疏》应该是采用郑众与刘勰《文心跃龙•比兴篇》的意见；但没有刘勰说得清楚。
归纳他们的说法，略举三点：
1“比顺而兴隐”，刘勰云：“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捋因为兴起之情不是明确的比喻，而是非常隐微的暗示或联想，乃至“象微”。至于钟嵘（诗品序》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也是从这“隐”义上伸出来的。
2.“兴颐譬以托讽”，刘勰虽然说明比与兴有显隐之不同，但并不表示兴与比毫不相干。就像桃树之夭夭“喻”嫁女之“盛壮”，花喻色，实喻德...这些譬喻共组成了“兴”。所以兴里也含有比，只是兴的“意义”要综合而超越这些比的层次才能悟得
3.“观夫兴之托喻，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刘勰这里指出兴最重要的性质。并举例说：“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徳；尸鸠贞一，故夫《诗.挑夭》甚解人象义。义取其贞，无从于夷禽；徳责其别，不嫌于惊鸟：明而未融，故发注而后见也。”“兴”所称之名如草木鸟兽虫鱼之类，都不过是微细之物，然而它可以暗喻极深远的意义。只是“暗喻”或“暗示”，往往不够明白，所以或需要透过“注”来阐发。重点是要深入去探索它暗示、掩藏着的“意义”。郑《笺》就承《毛传》之意说：“华之言至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无论是“有别”之徳，或“情意”之至，都不只是比喻而已，而是“取类也大”的“拟议”。因此，《桃夭》之“兴”也应该依“桃”“起情以拟议”，也就是发掘这“物”所暗藏的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