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是一种实体。这种实体是与“现实的个体的人”的需要联系在一起的。与之相对，“批判的批判”只关注群众的“思维”和“意识”，而不关心群众的“存在”和“生活”。后者认为，“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因为“当今工人的思维只顾及自己，也就是说，他只是为他个人而索取报酬”。“批判的批判”批判工人在思维中只顾及自己的需要，是因为工人作为现实的人是一种实体，而“一切类似斯宾诺莎的实体都应该被抛弃，只有根源于自我意识哲学的能动的主体性原则才是决定性的历史创造者，实体性的存在都是精神的威胁与阻碍”。工人作为群众的个体形态就逃不开被批判的命运。
群众是现实生活的真正主体。马克思恩格斯重视群众在现实生活中作为人的各种需要。他们深入到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发现这些做工的人过着屈辱的生活，并不会因为想要消除雇佣劳动就会有任何实际的改变。“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之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只有深入“现实的个体的人”的生活，才能感觉到这种“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也只有改变这种生活差别，才能使工人在生活中成为真正的人。
工人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不能成为人？是因为“自我意识”遮蔽了人，使人沦为“自我意识的人”。批判“自我意识”的独断性就成为把握群众存在方式的一个立足点，同样构成理解人的本质的一个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对“自我意识”的批判经历了哲学批判、国民经济学批判到人的批判的过程。仅仅停留在第一个层面仍属于唯心主义或旧唯物主义的水平，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就是典型；仅仅停留在第二个层面导致蒲鲁东仍是一个国民经济学家；只有在人的批判的高度上才能抓住对人的本质的批判。
1.哲学批判
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都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成员。随着对黑格尔的哲学和宗教具有同一性的不同理解，黑格尔学派出现分裂导致青年黑格尔派的产生。黑格尔认为，哲学和宗教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前者通过理性认识绝对精神，后者通过信仰表达绝对精神。二者只具有形式上的不同，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宗教作为绝对精神的世俗表达成为德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人的问题也要作为附属形式以宗教问题呈现出来。鲍威尔不满意黑格尔对宗教作为世俗实体的强调，因为任何实体性的存在都是对“自我意识”的妨碍，只有主体的绝对能动性不会阻碍精神的发展。他要求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直接与上帝对话，上帝的启示不过是自我意识在人身上的表达。自我意识（而非宗教）才是人的精神来源。这样，鲍威尔就用他的自我意识哲学批判了当时的宗教。
与鲍威尔的主张不同，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创立的。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当人对大自然的威力所造成的灾难无能为力时就寄希望于一种神秘的力量保护自己，神就产生了。“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他把宗教里的神圣形象的本质归还给人，用人本学唯物主义超越了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然而，费尔巴哈眼中的“人”还是抽象的自然人。他仍然停留在“类存在”本质的层面理解人，导致只能对人的唯心的本质进行批判，而无法实现对人的现实的本质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实现了费尔巴哈没有完成的工作。
2.国民经济学批判
对宗教的哲学批判代替不了对私有财产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国民经济学把维护私有财产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制度和基本原则。蒲鲁东正是基于这一套理论展开批判的。他认为，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是资产阶级独享的特权，资产阶级通过占有私有财产剥削工人，使工人成为一无所有的人。只有否定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利，才能实现工人对私有财产平等所有的权利。他“把私有财产的实质问题看做对国民经济学和法学生死攸关的问题”。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这一批判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在国民经济学中引起革命，并且第一次使国民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马克思在肯定的同时也看到，蒲鲁东还没有正确把握私有财产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导致他只能抽象地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公平，抽象地反对私有财产造成的贫困现象。
蒲鲁东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引起了埃德加·鲍威尔的攻击。后者马上对蒲鲁东发动进攻，指责他把公平变成了绝对的宗教信仰。“蒲鲁东发现了某种绝对的东西，发现了历史的永恒基础，发现了为人类指引方向的神。这就是公平。”他把蒲鲁东的公平当成神学对象加以批判，这样就把蒲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又变成了宗教批判。马克思这样评价埃德加的批判：他的“宗教的批判的批判”把“批判”作为“群众”的对立面，并且“批判”终究会作为唯一的真理战胜“群众”，从而为自己保留这个绝对的神的地位。埃德加始终未走下神坛，导致他看不到非人性的现实。
3.人的批判
不管是哲学批判还是国民经济学批判，都要上升到人的批判的高度才能揭示出批判是为了人的批判的本质。鲍威尔兄弟眼中的人是依附于“自我意识”的抽象概念，也就是他所杜撰出来的与“精神”相对立的“群众”概念，所以他们的批判“不是面向经验的人”，“不去接触住在英国地下室深层或法国高高的屋顶阁楼里的人的粗糙的躯体，而是‘完完全全’在人的唯心主义的肠道中‘蠕动’”。他们既看不到“人的粗糙的躯体”，也不关心“群众”的现实生活；相反，“群众”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为了证明“自我意识”的存在。虽然费尔巴哈用“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取代了“自我意识的人”，从而使随意捏造出来的“群众”概念变成了感性存在的自然概念，但他并未将人看作从事感性活动的人，也就只能直观到“躯体”，同样看不见“人的粗糙的躯体”，即能够通过经验把握到的人。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现实的个体的人”扬弃了费尔巴哈的抽象自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