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是物质利益的创造主体。然而在“批判”看来，任何物质利益对群众来说都无关紧要，因为作为真理的“自我意识”“和历史一样，是超凡脱俗的、脱离物质群众的主体”。无怪乎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埃德加在《蒲鲁东》一文中根本不懂蒲鲁东把私有财产作为国民经济学的前提进行批判的重要意义。蒲鲁东对私有财产造成的贫困事实进行发难，质疑私有财产存在的合理性，进而得出否定私有财产的结论。埃德加非但没有认识到蒲鲁东的理论进步性，反而“不了解、也不顾社会现实存在的财产和贫穷的事实，而是一味地以自己的想像来反驳蒲鲁东所表明的真实的事情”。这就揭露出埃德加只关注观念和精神而非现实和利益的理论缺陷。
马克思从分析物质利益出发，指出对群众“思想”的考察离不开“利益”的参照标准，“‘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利益”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利益”有其特定的历史所指，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围绕着私有财产问题展开讨论的。蒲鲁东只从社会贫困事实方面批判了私有财产，没有看到私有财产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和的本质。马克思不仅揭示了私有财产与贫困事实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对立统一，还提出只有消灭私有财产造成的群众非人性的生活条件才能真正实现群众的物质利益。从批判私有财产到消灭生活条件再到实现物质利益，呈现出马克思解决群众史观与人的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脉络。
首先，私有财产关系的非人性与被当作合乎人性的生产关系。国民经济学家们总是忽略一个前提——私有财产关系的非人性。他们把私有财产关系当作合乎人性的生产关系，按照合乎人性的方式解释这种生产关系，为私有财产披上了一件合乎人性的“外衣”。马克思用工资与资本的利润看似合乎人性实则处于敌对关系，工人与资本家看似自由协商工资实则签订了不平等的强制契约的例子来说明私有财产关系的非人性。国民经济学家们在私有财产的个别形式中也会意识到这种情况，按照想象中的合理工资掩盖被扭曲的关系，试图消解针对私有财产本身的“矛头”。
蒲鲁东结束了国民经济学家们的不自觉状态。“他严肃地看待国民经济关系的人性的假象，并让这种假象同国民经济关系的非人性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不是以限于局部的方式把私有财产的这种或那种形式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而是以总括全局的方式把私有财产本身描述为国民经济关系的扭曲者”。他把工人和资本家都放到现实生活中进行考察，看到了现实的私有财产关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国民经济学家们没有找到的问题根源，即私有财产本身，他找到了。
马克思把蒲鲁东对私有财产关系的认识上升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和的高度来分析私有财产与贫困事实的矛盾关系。在私有财产关系中，私有财产作为矛盾的肯定方面，是得到自我满足的存在关系。它为了自身的存在就要保持自己的对立面——工人普遍贫困事实的存在。这是私有财产关系的否定方面。被否定的工人不消灭“无产”的自身就无法消灭贫困事实，而不消灭私有财产这个对立面就无法消灭自身。私有财产本身就成为这一矛盾关系中已被瓦解并且正在瓦解的根源。马克思在这里实现了蒲鲁东没有完成的对私有财产的批判。
其次，从批判私有财产关系进展到消灭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在资本主义时代，工业生产是创造历史活动的基本形式，工人就是创造历史的群众的主体。当工人投身到消灭非人性的生活条件的活动时，就以全新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的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无产阶级究竟是什么样的阶级？又必须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作为？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中寻找答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缺失无产阶级的“思想”和“利益”，导致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达到了非人性的顶点。无产阶级不消灭私有财产关系就无法消灭资产阶级社会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而不消灭后者就无法消灭自身的生活条件。这是时代赋予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已经被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生产组织所规定、所决定。
群众概念从工人到无产阶级的转变表明，群众是一个具有具体阶级立场的历史概念，需要在具体的历史境遇当中把握群众概念的动态变化。这一变化与人的发展密切相关，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群众在主体意识方面的发展。是否拥有主体意识，不仅区分了人与动物，更区分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私有财产关系中，在数量上占据绝大多数的人被迫失去了主体意识，只能感受到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在人的异化的另一端确证了人的力量，获得了人的生存的外观。所以确立主体意识就成为无产阶级反抗私有财产关系的第一要务。二是这种反抗活动的“原则”一定要体现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思想”，才能说明主体意识一经掌握无产阶级就变成了解放人的革命力量。三是消灭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成为发展人、解放人的现实途径。这是由无产阶级的人性与被否定的生活状况之间的矛盾规定的，决定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不同历史使命。
最后，无产阶级只有消灭非人性的生活条件才能实现自己的物质利益。此时的马克思恩格斯虽没有从社会关系当中明确提炼出生产关系，并把它作为决定其他关系的根本关系，但是，他们已经站在生产关系的角度把物质利益看成是决定人们生存和发展的现实要求。物质利益是联系资产阶级社会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基本手段。资产阶级通过占有私有财产强迫无产阶级为自己创造出无偿的物质利益；无产阶级为了获取最为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这种不平等的私有财产关系揭示了物质利益与生产关系的内在联系。无产阶级要想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就要从生产根源上消灭一切非人性的社会关系，消灭这种社会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即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才能让物质利益重新回归自己。列宁对此指出：“物质利益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