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根据有记录的“印笼”的外形来判断其用途，并且根据时代的变化从而产生的“印笼”的变化来考察其功能的演变。
无可厚非，“印笼”的第一功能是承装印章、印泥的，并遵循第一层放置印章印石，第二层放置印泥的使用细则。又据《御饰记》、《宝藏》、《万金产业袋》等文献图示表述，有时印笼会被当作药盒，使用“药笼”这一称谓。《类聚名物考》说到：“在古代，因为是要装官印的物品，所以做的很大，并且挂在腰间就好像是打鱼的袋子一样。而现在装印的人减少了，多数被人当药盒在使用。”御印笼师山田常嘉说到：印笼被放入印章得到话盖子会盖不住，而装上药之后便可以盖上，渐渐的演变为这种习惯，“印笼”也就变为了“药笼”的代名词。另有印笼师守贞认为：凡是有层叠的都不能成为药笼，然而用印笼装印的人变得稀少，装药的人变得多了起来，所以变成了装药的专用容器。无论是从使用感和使用者生活习惯变化考虑，都反映了“印笼”的功能已经改变的事实。由此可以看出，“印笼”从文房用品转变为药盒这类生活用品，故其第二功能为放置药丸的药盒。可是在《室町殿行幸御房记》卷末，大永三年（1523）的[小河御所之东山殿御房园]里出现各个室内违棚、盖板、架子上用“印笼”作为饰品的现象。图中描写了“印笼”与违棚周围的香炉放在一起，或放在装饰盘中，或和药笼、花瓶放在一起作为装饰品。基于大永三年的记录编写的万治三年刊的《御饰书》中有句话值得关注，“在架子上的印笼当作药笼使用表吉利。”此时印笼具有了装饰象征寓意。并且据印笼师守贞说，“现在的人提不了印笼的时候又不能将腰部显得空荡，因此不放印章也不放药，携带空印笼的人渐渐也多了起来”。由此论断，此时的“印笼”已从使用功能转变为装饰物件，故其第三功能为装饰。作为装饰品用的一般来说都是3寸左右大小的四方形，三四重，也有圆形的重箱印笼。
“印笼”从古时候就有被佩戴在腰间的习惯，可作为附着衣服的装饰，装物品的容器，沿街乞讨的道具，缓解压力的物品，放置眼药或烤物，方便携带。据《四季草》[ 1776年日本伊势贞丈稿本《四季草》（七册全），为中世以降的制度、典章、器物、服饰、武器等考证，非常珍贵，系安永五年至七年间写成，是其晚年写就的一部考证故实著作。]描述，佩戴在腰间的“印笼”如果装药就会被称作“药笼”，若作为“药笼”使用，通常是圆形造型；将印章印泥放入笼中佩戴腰间，其造型为方形。但因“印笼”有圆形还有方形，所以并不能构成其所说的圆形饰“药笼”，方形是“印笼”这句话。另外药笼、食笼、印笼虽然都是大唐的御用装饰，但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物品，虽然外观相似，但是在功能上已经加以区分，所以把药笼统称为“印笼”这件事本身就是错误的。但关于“印笼”可作为药笼替代品摆在架子做装饰这一点来看，从万治三年的刊物《御饰记》中“在架子上把印笼当作药笼使用表吉利”便可知。接下来被推测出来的是，“印笼”成为药笼的替代品被用来做装饰品，原来被用来放药的药笼称呼也被“印笼”广泛替代。
大约在16世纪期间，印笼艺术迅速流行，至17世纪后半期其形态也逐渐定型，有了一般化的进程。大小一般在7-10厘米之间以满足随身携带的功能需求。1733年刊行的《万金产业袋》中记录着各种形式的印笼被生产出来投放到市场上。然后再是1781年的《装剑奇赏》[ 《装剑奇赏》作者为稻叶通龙（1736— 1786），通称新右卫门，大阪人。初为医师，后转书贾，店名“芝翠馆”。尤擅鉴剑饰，是书付梓于天明元年（1781年），为剑饰师名谱，亦附印笼师、根付师名谱。
]中清楚的记述了“印笼”再当时流行的样子。之后，伊势贞丈的作品《四季草》中有一句：“无用的东西生产出来大概只是用来玩的吧。”类似这样的观点说明，“印笼”已经远离了放置印章和药丸的实用现实意义，逐渐已经从民间工艺中分离出来，“印笼”开始逐渐呈现装饰化的风格特征，并变成了珍奇宝物加以收藏的程度上，故开始竞相展现装饰的华美。
明治维新改革，西方文化的影响，印笼艺术至今已基本退出日常用器的领域，而它作为江户时代漆艺的重要器型，其代表性不言而喻。但欧美人却对“印笼”这一来自东方的工艺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被当作极为珍贵的物品带回西方国家，日本国内也开始转向销往欧美国家，另外，由于日本政府对“国家财”和“民间财”的重视与法规保护，印笼工匠们在近现代才得以继续制作并发展起来。
近几十年，在日本皇族后人的积极努力下，通过文化宣传与交流，在日本各地开设一些印笼及根付艺术的展室。比较有名的是东京上野的国立博物馆中开设的印笼与根付收藏展室，印笼作为民间手工艺又重新回到日本人视野之中。新时代背景下，作为传统，印笼有作为普通百姓拥有消费水平的民间工艺品，也有作为上层社会收藏的高档艺术品。由于与欧美文化的交流，印笼融入了欧美元素与时代风格，带来了新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