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略特从小就与疾病结下不解之缘。她的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并不幸早逝。兄弟姐妹成家立业之后，她又担负起多年照顾病危父亲的职责。而爱略特本人更是苦受病痛的折磨，爱略特一生都在与病魔做斗争，包括歇斯底里、精神抑郁、忧虑症（hypochondria）、严重的头痛、胃病等。翻开她的日记，到处可见身体不适的字眼，如“utterly desponding” ﹑“utterly dejected” ﹑“ailing for a fortnight”﹑“unusually disabled”。
此外，爱略特还受到刘易斯的科学实验、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思想的影响，赞同有机论的观点，即将人类世界看成和自然界一样的有机整体。随着生理心理学和心理学在医学方面作用的凸显，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开始接受这样一个观念：身体和心灵是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健康就是一种身心和谐的状态。在文学创作中，爱略特更是翻阅了大量的医学文献使其作品真实可信。汤姆森（Fred C. Thomson）在爱略特的笔记中发现，爱略特从帕里斯[19世纪英国医生，西洋镜的发明者。]（John Ayrton Paris）的《药物学》（Pharmacologia，1824）一书中摘录了好几页医学知识，他还用“奇特”（bizzare）一词来形容爱略特对医学的特殊偏好（Thomson 581）。可见，爱略特个人经历和文学创作都丰富了她对疾病的理解，将疾病话语引入文学想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但是爱略特如何将疾病话语与国民焦虑结合在一起的？疾病又如何与“英国性”发生关联？其实，疾病在爱略特的笔下充当着隐喻和社会批判的功能，要回答这些问题离不开对温泉疗养地和对酗酒情节的考察。
温泉疗养地（watering place）是爱略特小说中一个颇不起眼的场景，总共出
现了四五次，分别是利德盖特医疗改革失败后行医的场所，《丹尼尔·德隆达》小说开头德国温泉疗养地朗博恩（Leubronn）的赌场，以及《菲利克斯·霍尔特》中律师杰明（Jermyn）想将小镇改造成温泉疗养地未实现的计划。去温泉疗养院疗养成为当时不少英国人的首选。在19世纪的英国，“水疗（hydrotherapy）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尚”（Waddington 416）。爱略特夫妇也从不同的温泉疗养地的水疗中受益匪浅，他们还曾享受过奢侈的温泉浴，包括1867年让人难忘的温泉针状浴。爱略特将小说中的一些场景置于温泉疗养地也正是出于对这一背景的考察。
酗酒也是疾病的另一表征。19世纪英国的著名医生特罗特（Thomas Trotter）在《从医学、哲学和化学角度论酗酒对人体的影响》（“An Essay, Medical, Philosophical and Chemical on Drunkenness and Its Effects on the Human Body”，1804）一文中首次将过度饮酒视为一种疾病。爱略特的小说中也多次出现酗酒的情节，比如《米德尔马契》中的拉弗尔斯（Raffles）和《珍妮特的悔过》（“Janet’s Repentance”）中的邓普斯特（Dempster）都死于震颤性谵妄（delirium tremens）。本文对疾病话语的考察也正是基于这两个与疾病相关的情节来考察爱略特作品中的国民焦虑，具体体现为三个方面：女性的生存焦虑、理想焦虑与改革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