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故事背景的转换
戏剧的跨文化改编第一步便是时空转换。《强盗》的故事发生于18世纪的德国，李健吾将《山河怨》置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内战时期。地点则是以李健吾的家乡为原型的华北偏僻之地。除了点明地点，还补充交代了当时的社会情境：沦陷了好些年，虽然抗战胜利了，但仍是兵荒马乱，人吃人。
（二）情节内容的继承与革新
李健吾在《山河怨》的尾声部分，借剧中人物“罗汉”之口，告诉观众：“《山河怨》这出戏，虽说血肉音貌，尤其是灵魂，活生生属于我们中国，借的却是席勒的《强盗》的肩架。”8先来看一下两部剧的“肩架”。
主人公卡尔（杜承光）是莫尔伯爵（乡下农民杜敬）的长子，次子弗朗茨（杜承明）阴险狠毒，为了独占家业，造谣中伤其兄，父亲轻信谗言，与卡尔断绝父子关系。卡尔悲愤至极，进入波希米亚森林，当了强盗首领。李健吾把发生在德国贵族阶层的故事挪到了华北农村，杜承光受过良好教育，在抗战胜利、退伍回乡后，因杀贪官，被迫逃离，在伏牛山落草为寇。
弗朗茨图谋占有卡尔的未婚妻阿玛莉亚（方倩云），并企图活活饿死关在古塔中的老父亲。《山河怨》中杜承明借假消息直接气死了父亲。
卡尔带领众强盗杀富济贫，当然，席勒并未美化强盗，他们中也有如施皮格尔贝格这样的败类，入侵修道院，强奸修女，掠夺财物，罪行让人发指。卡尔随后为了救同伙罗勒（燕子李），不惜放火烧城，导致83人丧命，其中包括襁褓中的婴儿、孕妇等老弱病残。李健吾则有意把这些负面事件扭转为正面：杜承光严格要求手下不得强抢民女，救同伴时也只是放火烧了麦秸堆而已。
卡尔被通缉，奋力突围后，青年考辛斯基（刘长治）慕名前来投奔，勾起了卡尔对阿玛莉亚的想念。他乔装化名封•勃朗特伯爵回家，老仆认出卡尔并告之以真情。卡尔救出了父亲，弗朗茨畏罪自杀；当老莫尔得知卡尔是强盗头目后，悲伤去世；阿玛莉亚劝卡尔脱离强盗团体，卡尔不愿违背誓言，被迫杀死了阿玛莉亚，理想破灭的卡尔最终决定去法庭自首。《强盗》这样的结局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一则杜承明不会因为宗教的罪感而受到良心的谴责，二则杜承光如若亲手杀死方倩云，也会让观众无法理解，三则最关键的是杜承光绝无可能像卡尔一样选择自首，于是李健吾改变了原作的结局：杜承明最后被放火烧死，方倩云在苦尽甘来之时却被深爱着杜承光的小连因情开枪致死，作者安排杜承光远走他乡去寻找出路，让学生出身的王明带领强盗继续前行。这样的结局类似于李健吾1938年前后完成的《贩马记》（原名《草莽》），主人公高振义最后选择去远方寻找真理，让营长周海来带领军队。
以上可见，《山河怨》在基本的剧情方面继承了原作，细节之处则进行了“中国化”处理，作者谦虚地认为自己仅是一个优秀的“搬运夫”9，把戏法搬到台上罢了。
（三）切合国情的悲剧主题展现
《强盗》是一部反封建、反专制的杰作。席勒之所以选用“强盗”来作戏剧题目，正像梅林所说：“对于那些具有叛逆精神的人物来说，当强盗很容易被视为反抗社会和国家的唯一可能的形式。”101869年，巴枯宁还这样写道：“做强盗是俄国人民生活中最负盛誉的一种形式。强盗，是人民的英雄、保护人和复仇者，是国家和由国家建立起来的整个社会和市民秩序的死敌。”11可见，英雄和强盗是没有严格界限的。强盗是人民对暴君、暴虐的专政制度仇恨的产物。因而《强盗》这一题目便直接表明了作者的政治倾向。除了题目，席勒在扉页还发出了：“药不能治，铁治之；铁不能治，火治之”12的豪言壮语。主人公卡尔身上燃烧和闪耀着的是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革命热情，他主张民主共和的先进思想：“让我率领一队像我这样的小伙子组成的军队，把德意志变成一个共和国”13；他宣称：“不是死亡就是自由！”14卡尔用个人暴力手段去对抗不合理的社会，最终却选择了自首。多数人认为这样的结局是此剧的败笔，其实这正反映了席勒的矛盾以及时代的局限，同时代的市民剧大多带有这种软弱的结尾，包括席勒后来的《阴谋与爱情》。再说弗朗茨，一直以来被视为卡尔的对立面，恶的代表，但在他的身上也有一种怀疑一切现存事物是否合理的精神，他与《李尔王》中同样身为庶子的爱德蒙类似，发出了愤愤不平之气：“为什么我不是第一个爬出娘胎？为什么我不是独生子？为什么大自然要让我生得这样丑陋不堪？……我想把我塑造成什么，那就是我自己的事。谁都有同样的权利成为顶天立地的伟人和微不足道的小人”15。他选择勇敢地去争取平等权利，“勇敢地着手工作！我要把我周围限制我，使我无法成为主人的一切全都铲除干净。我必须成为主人，凡是用友好态度不能获得的东西，我就以暴力夺取。”16这样的想法与行动力，正是狂飙突进运动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