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开埠，在上海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同时，周边传统的江南郊野景观发生了散点式的转变，近代化的要素开始慢慢深入其中，从而刷新了郊野天际线的高度。毫无疑问，民间对新颖的近代化地标没有情感上认同，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标识方位的所在；但这些“舶来”的要素，对《漫步》的作者而言却是亲切的标志物，也无怪乎被他一一选作乡村徒步中的地标。
“尖塔”是《漫步》作者遇到的第一个近代化地标，实际上是一座红砖外表的教堂，其高度与周边的乡村有所不同：
像我们在田野中准备游遍北部的路线，按照下面编成的桥的序列是最有用的。我们将要发现我们身处一片广袤平坦的肥沃土地上，河网密布，点缀着许多村庄，没有任何高耸的建筑去指引我们，当然一英里以外的山本身和尖塔就是最近的标志物。
当然，其作为地标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建筑高度，更在于它与江南文化间的不协调。由于坐落在一片稻田的中心位置而显得尤为显眼，但作为西方传教的模式，选择在村庄附近经营更加容易。
当神父开始在这个乡村建立教堂时，他们的建筑师手头会有两个计划：每当新教堂的命令出现时，它要么是“尖顶的外国风格”，要么是“方塔中国风”，根据当下的心血来潮来做决定。这座教堂绝对是“尖顶的外国风格”。
甚至这条徒步路线被命名为“尖塔路线”。与之相对的是教堂旁边中国寺庙的荒废坍圮，它体现了江南文化在开埠以后精神层面所受到的冲击。教堂带给江南的影响是双重的，触及了景观的表象和文化的内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名是最稳定的文化要素之一，不仅是地理环境反映，还是人文历史的投射。但是很快由于教堂的存在，使得乡村的地名文化有了转变：当地人告诉我这个地方被命名为“堂圩”，它应该只能是“教堂村”的意思。本土的地名给作者带来了文化上的冲击，这使得他往往自行命名。例如，他认为漕河泾的名字就相当令人困惑，因为它同时可以指“煤渣路、铁烟囱与自然河道”。有时，作者不得不庆幸租界实行的门牌号码也标号到了这里。可以说，这些形形色色的近代化要素链接着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城市的高速近代化，而在多少还有着田园牧歌幻想的外来者眼中，就表现出几分尴尬，以至于记录者自身对待它的态度也有几分矛盾。
同尖顶一样，位于广富林的工厂树立起的烟囱，以其高度上的优势也被选为一个重要的地标。它改变了天际线，成为郊野景观中迥异于周遭的标志物：
在晴朗的日子里，你会看到一个三角形：堂圩尖尖的尖顶在你的左边，东方地平线上是徐家汇教堂的双尖顶；稍向右边，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航空站到泗泾的“尖顶路线”。再往右，泗泾的两座高大的烟囱喷出商业的烟雾，直接向南是顶部有佘山天文台的主要山丘。在你身后的西边，这条较大的河蜿蜒进入一个不知名的郊野。
除此之外，现代工厂轰鸣的引擎、高尔夫俱乐部这些近代化地标也屡见于Wilkinson笔下。郊野中近代化要素的渗入在给书写者带来便利与熟悉的同时，也抹杀了他从城市中背离所要寻找的田园风光与“异域风情”。这一点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位于漕河泾地区（作者称之为“伦敦城”的一带）的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它在城市化区域与乡村郊野之间建立了突兀的连接点。一旦旅途到达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作者就认为可以算作回到了城市中：“一路上并没有引人入胜的景致，我只是借此举例表明，远郊也能寻到相当舒适的乡村生活。”
毋庸置疑，《漫步》自始至终无法摆脱外来视角。不仅是随处可见的与英国乡村景观的比较，作者在对上海郊野的勾勒中，也不时激发出思乡的情结。七宝镇外的郊野让他想起苏塞克斯的小村庄，后者作为英国乡村的起源，零星地散落的屋顶，低低的绿山，而远处同样有教堂的尖顶高耸在山上：
当然，嘲笑者会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到密集的坟墓，会说：在英国的景观中哪里看到过这些。也许需要一点想象力，如果你闭上你的眼，他们就像成堆的稻谷映成的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