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漫步》相比，《小志》则以“见过世面”——即被城市化浸染过的地方精英的目光。将这两组松江导览手册相互比较，不难看出中西不同视野下对江南文化的认知差异，同时也可以展现出同属江南文化的上海县城、租界与松江之间的区位差异。这就使得“上海郊野”面临双重他者的凝视，成为别具一格的特定历史地理景观。
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之后，租界得到了泡沫式的膨胀，随之也吸引了大量江南地区的士绅、新知识阶层和难民、贫民居留，使上海成为江南文化区域内外相互沟通、并与西方文化不断碰撞的场域。这些人群的到来打破了安土重迁、远离官府的传统城乡交往模式，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特征：士绅阶层带来了财富，又对田地有着深厚的意识；新知识阶层往往也具有一定的财力背景，传播西方近代文化与知识的同时也不免效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开发乡村”的口号促使精英阶层把目光转移到上海周边的乡村，从而产生出要开发佘山江南乡村旅游的念头。淞沪铁路的修通，使得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重新得到定义，同时期的中国人自发地整理、编印了导览册子、指南地图，开始走进重新发掘乡村。
出身松江的书法家、在上海作为报人工作过的松江人张叔通（1877-1967）就是其中之一。1936年，他集结同好编订出版了《佘山小志》（以下简称《小志》），次年又进行了增订。同年，为《佘山小志》绘图的于小莲也出版了《佘山指南》这份旅游地图。值得注意的是，《小志》的总发行所峰泖编纂社位于松江，而印刷、代售则由上海的中国科学社所属中国科学公司和刊物经理部经营，并在佘山火车站、游览处出售。学者、出版家舒新城曾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载：由松江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前往佘山，“到站后即在鼎亨商店午餐，并购《余山小志》及《佘山指南》各一。”可见当时行销即针对上海市民到周遭郊野旅游的需要，虽然内容并不合乎舒新城的口味，其营销策略和受众面高度匹配，还是足以使之行销不衰。
自元代设立松江府以降，佘山一直作为府城周边的世外隐秘之地。由于风景秀丽也成为历代文人隐居和游历的首选，因此留下许多著作和诗文。作为府城的附属所在，佘山的性质是中国古代所常见的，例如唐代长安之南就有樊川，作为文人大士们的隐遁之地。包括佘山在内的九峰曾建有多处文人别业，并也因此名扬江南。可以说，佘山此时是作为文人聚集风雅的所在，这也引导着公众对佘山的印象及认知。在清代青浦人诸联所著《明斋小识》中就记载：
九峰为云间胜地，春秋佳日，足供眺赏。……佘自二月初八至四月初八止，游人不绝，四八两期，暄阗尤甚。画船箫鼓填溢中流，绣幡幰细钗，纷纶满道。……村女狡童之买离乡草、不倒翁者交错于道。
可以看到，佘山作为松江府的胜地，在文人效应下成为普通民众所追捧的盛会，实际上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区域的文化景观。此时，佘山与上海县城的关系是文化上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但伴随着上海的开埠，佘山在文化上的优势有所低落：大量的城市人口在上海聚集，以至于松江反过来成为了上海的“附庸”，在上海城市的摩登、时尚和高速近代化的映照下，佘山附近成为落后的乡村，以上海为代表的近代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逐渐形成并获得优势地位。
在这一背景下，受到“上海经验”洗礼的松江本地精英，也开始将佘山视为“乡村”的一部分。他们提出了“开发农村”、“到乡村去”的口号，将佘山建成为一个“风景区”并向“非松人士”推荐，成为了《小志》的编纂者们赞同且致力的事业：
故殷君之计划第一步将建设佘山为风景区，并希望松人与非松人努力投资，群策群力，共同发展，使质朴无华的佘山一变而为花团锦簇的佘山，浑穆寂寥的佘山一变而为赏心悦目的佘山，此第一步计划也。其第二步将建设九峰三泖为一大风景区，使其间马路贯通，轮舶络绎，胜迹所在即游踪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