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明朝两国的友谊。无论是“唇亡齿寒”还是“再造之恩”，这场战争是两国四百年前共同抵御日本入侵的见证，直至今日，对中韩、中朝的外交方面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百多年前的壬辰、丁酉年，明朝军队作为援军开进朝鲜，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侵略和扩张，事实上还做出了重大牺牲，付出惨重代价，在长达七年的战争中，中国辽东地方纷扰，消耗巨额银钱粮米，调拨全国各地的军队和不同兵种，勉强打胜，稳定了朝鲜半岛的局势，殊为不易。对于李氏朝鲜王朝来说，叫作起死复生，“神宗皇帝再造之恩”。明朝在这场战争中的行动有恩于李氏朝鲜王国。
日本发动朝鲜战争的原因，一般认为是希望恢复与明朝、朝鲜的贸易，但是应该知道，由他要求对方入贡的贸易，与前代的堪合贸易在主客关系上恰恰是完全相反的。他在对外交涉的第一阶段，可能是想从日本的优越地位出发开展通商贸易，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第二阶段便想以武力来征服对方。朝鲜战役就是通过这样一个过程而引起的。对贸易的要求是前一阶段的原因，也可以像对待国内那样。造成这种错觉的背景是，倭寇长期活跃之后，觉得明朝时的中国和朝鲜等并不是可怕的远方国家，而觉得是极其接近的，这种感情所起的作用似乎应该一并加以考虑。
也有记载丰臣秀吉有侵略中国的野心，然而，侵略的目的因为战争的失败和丰臣秀吉的突然病故，无法考证。据日本文献《日本战史·朝鲜役》记载：信长对秀吉说，1577年（天正五年）若秀吉能够平定日本的中国地区（现日本广岛等地区），就把那个地区分配给秀吉；秀吉回答说，请把日本的中国地区分给其他人。臣愿领命征伐九州地区，并用那些兵力打败朝鲜，席卷明朝四百余州，将这些地区划入皇国之版图。
丰臣秀吉一直把李氏朝鲜看做日本的一个属国，当然也不仅是李氏朝鲜，对于琉球、菲律宾、印尼和台湾也是如此。从内容上来说，丰臣秀吉在处理不同民族、文化、语言的交涉关系时，给对方的选择都是极端的：屈服还是战争。这也表露了日本战国时代霸王式的思维方式——力量代表一切。另外，16世纪的明王朝和李氏朝鲜都已经过了鼎盛时期，无论是中国东南沿海还是李氏朝鲜沿海，也早已发生过多起倭寇滋事骚扰事件。
其次，是战后慕华思想。在正史中，对于明军的援助行动，朝鲜政权还是表示感激的：经此浩劫，激发朝鲜的爱国心与反省力很大，除与各方面力加改善外，并一改往日的认识与提高其敌忾心；而在反面，日益增高对明朝的崇慕，认为明对朝鲜有再造之恩，尤其是在知识阶层中，尊明思想与“事大主义”，日益根深蒂固。这种思想，即在后日明亡清兴之时，亦未改变。
学习儒学的人对中国文化多少有些思慕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到了17世纪，战后文人这种思慕达到了“心醉”甚至“中毒”的程度，甚至发展成为一种运动。其原因大概有三点：第一，朝鲜儒学始祖郑圃隐的《绝元归明》中对“义”的思想的传播在李氏朝鲜深入人心，成为当然不变的“春秋大义”。第二，壬辰倭乱时受到明朝的“再造之恩”，壬辰倭乱持续7年，朝鲜除平安道之外，全部沦陷。明朝是以亡国的代价施予援手。第三，是李氏朝鲜儒学者对明文化的尊崇。李氏朝鲜认为明朝文化是对周公和孔子以来儒家盛典的继承，而清朝是野蛮未开化的，所以拥护明朝、反对清朝是理所应当的。
因此，以壬辰倭乱为契机，李氏朝鲜的儒学者的慕华思想尤为突出，他们对明朝的追崇，就像所有的诸侯国拥护周天子一样，而且这种思想在一段时间内甚至超越了党争，在李氏朝鲜儒学者中达成共识，其代表人物为金尚宪、郑蕴、洪翼汉等。不过这种思想在17世纪末，李氏朝鲜投降清朝以后，以代表人物的流亡和下狱为标志，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