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侠文化都是正统文化的补充，甚至边缘。然而，它与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正统、主流思想难舍难分。侠往往发起于底层，代表着乱世之中底层人民渴望豪杰的出现，替他们惩凶除恶、匡扶正义的强烈愿望。这种理想化的人格逐渐上升，影响到高层，并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中慢慢出现崇尚侠气的追求。可是，当侠文化触及正统地位之时，便得到批评与抵制，毕竟社会稳定依靠的是“重农”“重文”，而非“重武”；人格的培养是向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而非“行侠仗义”“舞刀弄枪”。在这样矛盾心理下，即便是占据正统思想地位的儒生们，也会心生钦慕“侠”。孔子认为侠是“以直报怨”；孟子眼中的侠是“虽千万人吾往矣侠也”；曹植心中的侠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金庸笔下的侠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纵观各家之言，侠文化浮现出一些共同的精神内核，不同的诠释皆在指向同一个归宿。
到了近代，人们自觉地将积淀了几千年的侠文化视为改变“怯懦” 、“文弱”的国民性精神资源，谭嗣同 、梁启超 、章太炎 、蒋观云 、杨度 、汤增璧等人纷纷著文呼吁侠性的复归 。鲁迅则在改造国民性的努力上对侠文化进行了以发展眼光为主的继承与发扬。在民族危亡的大历史背景下，红色革命精神与侠文化不谋而合，相得益彰，二者的融合使侠文化焕发新的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