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文化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有诸多体现，更多的是以作者、文学人物形象聚和“侠”气，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侠文化更具备感染力和教育性，不是空洞的经书律例，而是鲜活的人格魅力。在中学语文教学的领域发掘“侠文化”，并非以“大侠”为培育目标，而是将“侠”文化中的精神品格融合到学生“文化传承与理解”素养的培育中，简言之，是培育具有“侠”气、侠“风”的人。
（1）游侠
荀悦在《汉纪》中说：“立义气, 作威福, 结私交, 以立强与世者, 谓之游侠” 。司马迁也在《史记》中专列《游侠列传》记录先秦时期的游侠，其本人也是尚气好侠，颇有战国侠士的风格。游侠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纵横四海，广结宾客，不顾个人利益扶危救困，赢得社会赞誉。
《荆轲刺秦王》一文中的荆轲，重义轻利，燕太子丹对其有知遇之恩，敢于密谋刺杀秦王，救燕国于水深火热之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朝见秦王时临危不惧，击杀秦王时勇猛果敢，行刺失败后感叹道：“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约契一词成了至死遗言，用信义书写完他狭义的人格。《烛之武退秦师》一文中的烛之武，虽心中愤懑怀才不遇之苦，但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挺身而出，“夜缒而出”只身入秦游说秦王退兵，其勇、其谋、其义，不单单是爱国主义精神的集合，更是侠之大者的典范。《唐雎不辱使命》一文中的唐雎在秦廷上与秦王角逐，视死如归，自比专诸、聂政和要离，一身侠肝义胆逼得秦王就范，怪不得秦王最后说：“韩、魏灭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游侠的出现使得侠文化开始有了第一层底色，在“义”字引领下，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开始形成具有家国情怀和建功立业之豪情壮志的“儒侠”。
（2）儒侠
侠客们除了在朝堂和疆场上用三寸不烂之舌和马鞭报效国家，还可以“以笔为剑”，针砭时弊。儒与侠在精神内核上是具有一致性的，儒:“仁”“义”“智”“勇”“信”“礼”“乐”；侠:“正义”“济”“勇”“信”。二者共同追求“义”“勇”“信”。
杜甫可谓“诗圣”，其诗可谓“诗史”，他用“沉郁顿挫”的风格对唐王朝由盛而衰的社会现实进行记录、批判，并同情大命运背景下的普通百姓。《三吏三别》，写尽了安史之乱下百姓的悲惨遭遇，国家的破败与儒生的责任意识联系起来。
当自号“戛剑生”和“戎马书生”的鲁迅写下《非攻》后，侠文化就在风云变幻的新文化运动中被大家重新关注，他对先秦墨家“兼爱”“非攻”精神内核统摄下的侠文化十分肯定。他自身也在对传统文化的认可与继承中，练就了一身侠气，在他的文章中可见一斑。“侠客”鲁迅是在《拿来主义》和《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中抨击社会、唤醒民众的“呐喊者”，一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扶正了文化失衡的青年，宣扬的中外文化态度观、接受观至今让人振聋发聩。时代之问“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在民族危亡时刻，给蒙昧的民众以清醒，鼓舞民族自信力。鲁迅还在《祝福》《社戏》《阿长与<山海经>》等文中，揭露封建迷信的危害，抨击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建立新社会，要从重建人心开始，鲁迅就是这样的儒侠，飒飒英姿皆在笔墨文字中。同时，长期接受儒家传统经典文化熏陶的他，对侠的理解往往落在家国情怀、民族大义上，而非个人荣辱得失。
儒文化与侠文化因二者的契合之处相融，扎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由儒侠衍生出来的是一系列以儒学为思想传统的侠客之风，侠义之举，但又显露出与儒侠不一样的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