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叙事，并不只关乎形式，而且与内容、主题、意蕴有着密切的关系。《莎菲女士的日记》采用第一人称突出“倾诉”特征，强化主体对时间的体验和印象，让读者感觉那些过去的事情并不太遥远。文章以“我”的口吻来叙事，带有独白的倾向，而读者处于倾听的位置。这种叙事策略，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淡化读者对人物消极因素的反感。文中莎菲刻薄的语言、敏感的心理，复杂的思想使她不受人喜欢，很少有朋友。但因文本“我”作为叙事者，主导着叙述中的声音。即使“我”的所思所想，“我”的所作所为有其不合理，叙述者也占据绝对的解释权，为人物进行一切辩白。如“谁也在批评我，谁也不知道我在人前所忍受的一些人们给我的感触。别人说我怪癖，他们哪里知道我却时常在讨人好，讨人欢喜，不过人们太不肯鼓励我说那违心的话，常常给我机会，让我反省我自己的行为，让我离人们却更远了”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表明自己的孤傲是有理由的，外在的因素使得自己变得如此，自己也不愿意。人物处处以“我”的感受出发，更能显现出内心无以名状的悲伤和沉重的真实感，令读者同情，让读者弱化对“我”的厌恶情绪，进而产生对“我”的怜悯。通过文本，莎菲的苦闷和忧郁在自我的叙述中得以宣泄。而且由于“我”作为叙事者，人物本身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以一种不容置喙的语气诉说着内心种种无奈和纠结。正如我们可以从莎菲的独白叙述中，体会到莎菲不爱苇弟，是有绝对理由的，谁能接受一个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男人。而苇弟是没有解释的权利的，因为叙述者“我”掌控着情感方向。还有莎菲面对凌吉士既想大胆表明爱意却又不肯委屈自己，既想决绝离开但又难以控制自己对凌吉士的思念，痛苦徘徊在情与欲中。这，在莎菲的叙述中更多的是因为凌吉士卑劣的灵魂才让自己备受折磨，这都显示出女性话语的强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以独白叙述，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感，画面感也是极具感染的，可以超越一切形式的语言。正如文中莎菲在等待凌吉士的到来，那种焦灼的心理被描写得十分逼真。作者的笔触好像伸进人物最深刻的灵魂中去，像音弦一样传达出一个矜持少女内心的种种音响。这拉近了读者和人物之间对话的距离，让我们有身临其境之感，更能感受莎菲处在灵与肉中那种难以排解的苦闷。
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运用独白叙述，以大量富有感伤色彩的词汇表现了自我的忧郁。其实在“五四”时期，丁玲原是有着强烈个人理想追求的少女。她出生的地主阶级封建家庭的没落，封建家庭文化受到冲击，个性得到解放。而且具有新思想的母亲给予她很大影响，后来又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所以对革命有着无限的美好憧憬。但后来大革命的失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使丁玲震惊、愤怒。丁玲不再有五四那种狂热向上之情，转而有了以“莎菲”为代表的个人忧郁情结。丁玲自己也曾说当时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回到文本，我们从莎菲的忧郁确实可以体会到作者的个人忧郁。当然文中叙述者的声音并不能完全代表作者的声音，但联系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仍然可以在莎菲的身上看到作者的影子。
《我在霞村的时候》以第一人称“我”作为讲述故事的叙述者，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一样。而且“我”同样是故事的参与者，不过却主要以倾听者和见证者的身份出现，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倾诉者的主导身份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写到贞贞回来时，叙述者“我”并不知道贞贞的事情，以一种旁观者的冷静态度客观叙述事件。人们都来凑这久违的“热闹”“不知有多少人在同时说话，也不知道闯进了多少人来”由此可见，可怜的人们是不会放过一点看热闹的机会的，往往老实人的恶毒最能表现人性的残忍。文中人们对贞贞的议论，使文本呈现出一种神秘意味，吸引读者。同时一种，愚昧、冷漠、狭隘的国民性，得以客观展示。而且这种以旁观者的身份叙述客观事件，叙述者有极大的议论空间，容易引起读者的思考。这就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叙述者的主观倾诉完全不同，叙事者的情感态度显得更加的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