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翻译一直是翻译实践中备受关注的研究领域，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大多数研究者都从“异化和归化”、“信达雅”等翻译原则以及顺应论等理论出发，而且文物翻译往往停留在词汇层面的汉译英。比如师新民从民族性原则、简洁性原则、信息性原则和回译性原则四方面讨论了陕西出土的青铜器名称翻译。刘庆元基于文物翻译中的“信达雅”原则，以湖南博物馆为例，指出文物翻译是特殊问题翻译，如果“信”与“达”矛盾时，译者应遵守“达”为先得原则，才能达到最佳的译文效果。吴敏焕从顺应论视角出发，总结了陕西博物馆文本翻译的三个特征：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以及该博物馆翻译实践的有效性。
同时，由于文物名称往往承载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不少研究者从跨文化角度出发，列举了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晏小花、刘祥清指出文化空缺是文化内涵词翻译的主要障碍，并认为汉英翻译中文化空缺现象的处理应本着文化平等的态度；适应文化交流的客观要求，尽量运用异化译法，将文化空缺词译成“中国英语”。范东生同样指出，语言的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的翻译，文化是由不同层次内容构成的，因此翻译也就是不同文化层次内容的翻译。此种翻译观也适用于文物翻译领域，因为中国文物也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种载体，但是上述研究并没有涉及到文物翻译实践。
综上所述，中国文物的英译研究者多从“异化和归化”、“信达雅”的翻译原则以及顺应论等理论出发，而且文物翻译往往停留在词汇层面的汉译英；即使提到跨文化角度，也没有详细阐述、举例或是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因此，本研究将从文化传递视角出发，对国内历史文化遗址和博物馆的文物名、文物简介英文翻译进行研究，指出翻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