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古典文论的重要标志性著作，布瓦洛的《诗艺》中出现了许多古典主义的原则性观点。《诗艺》清楚地宣称理性是文学创作的最高法则，古典主义的“理性”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基础上的，这与崇尚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白壁德赞成法国古典主义对理性的赞誉，但否定了其为君主制服务的鲜明政治偏向。他强调理性至上，反对过度的“一元论”和“多元论”，在二元论的本原上提出“适度”原则。
1.二元论
白壁德批评观对古典主义的继承首先体现在他提出的“二元论”。白璧德的“二元论”一词最早出现在《性格与文化：论东方与西方》中的《论帕斯卡》一文中，该文提到的是“高我与低我的二元论”。[]到《卢梭与浪漫主义》，“二元性”一词逐渐经常出现在文本中，如导论中的“人性二元性”、后文中提到的“人的精神二元性”以及将人看成一种“二元的存在”即与他人共有的“伦理自我”和“人格自我”等等。有时，白璧德并不直接使用“二元论”一词，而是使用各种不同的词汇来表示“二元”这一含义，比如，“duality”、“dualism”、“opposition、“dual”、“dualistic”、“cleft”。还有的时候，白璧德使用诗句来表示二元论，比如，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开篇，白璧德借用爱默生的诗句，说明“人律” 与 “物律”无法调和、针锋相对的关系，并进一步建议用小而专精的学院来抵制当时盲目追求综合性大学建设的社会风气。
在第五章《浪漫主义的道路：现实》中，白璧德认为，卢梭的二元论中无限度的自我解放激发了人们的私欲使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社会的牺牲品，导致社会动荡，进一步将“二元论”与“善恶”结合，提出“善恶对立”的二元论。
善是控制的自我，恶是需要控制的自我，善与恶的二元对立需要平衡。同时，白璧德也多次引用爱默生的诗歌来解释善与恶对立的原因，探讨“人律”与“物律”，在不可调和的“人律”和“物律”中，反对过分强调“物律”。再者，白璧德反对非“二元论”，主要是不赞同偏激的“多元论”和“一元论”。在此基础上，白璧德抛出了“适度法则”的观点，强调必须在“一”和“多”二者交汇中发现最好的平衡点，由此产生了能够完成“内在制约”的协调机制。
2.内在制约
“内在制约”是白璧德文学思想的第一性概念，这一核心概念最早出现在白璧德的《文学与美国的大学》第一章《什么是人权主义》之中。“如果现代人不像古人那样把自己置于信条或规矩的桎梏中，最少他们务必恪守比‘一般自我’更高的对象，不管他们称之为‘上帝’或称为‘更高自我’，或仅仅叫‘法’”。[]白璧德认为，人的法则、人性的部分更多是人的“内在制约”的实现。只有遵守“内在制约”，在“一”与“多”之间寻求最佳平衡，人类的心灵才能健康，人类才能找到幸福。
“内在制约”作为一词正式出现在《新拉奥孔》中，“东方人将神本身定义为那种‘内在制约’”，指出这一观念几乎在全部真正的宗教典籍中都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这种最高宗教精神的“内在制约”实现了“更高自我”对“一般自我”的制约。
白璧德对自我的二分法与弗洛伊德对本我、自我和超我在形式上的研究有其相似性。例如，白璧德把人划分成自然自我和更高的自我，前者与弗洛伊德的本我尤其相似性，而后者则整合了自我和超我的作用。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与人的情感密切相关，而白璧德的二分法与古典主义的理性有所关联。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是个体情感服从理性原则，强调理性的抑制、制约作用。古典悲剧则体现了具有重大国家利益的庄严要求，并且在剧作中我们必须要求爱情事件处于次要位置，而把首要地位让位给国家利益。白璧德提出的“内在制约”，实现的是“更高的自我” 对“一般的自我”的制约，这体现基于对古典主义的继承，同时也隐含了白璧德对浪漫主义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