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30年代，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理论经由其中国学生梅光迪、吴宓等人传入国内，引发了“新人文主义中国学派”（学衡派）与“新文化派”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论争，潜在地促进了中国文学批评理论话语中传统与现代对立问题。
梁实秋深受白璧德的影响。比如，梁实秋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这篇著作中直接引用白璧德有关文学类别的观点——“古典和浪漫，是文学中两个主要的类别”，来完善自己的文学理念。梁实秋已经比较完整地建构了具有梁氏特色的文学话语世界。
由于白璧德的熏陶，梁实秋的文学思维也从浪漫主义转变为新人文主义。“人性”是其核心概念，梁实秋学习、借鉴了白璧德的“善恶二元论”，认为，理性是人性的中心，主张用理性节制情欲。并和老师一样反对卢梭的“自然人性论”，认为卢梭的“自然”是不加节制的情感，不是真正的“人性”。感性精神是人性的一面，可以轻松导致情感的浅显，难以取代人的主宰属性，只有理性的支配、指引才形成真正的人性。
由此可知，梁实秋继承并弘扬白璧德的理论，形成自己的文学观。需要注意的是，梁实秋强调的是理性的主导作用，是理与欲、善与恶对立的结果。而白璧德的“人性论”更注重的是理性与情欲“内战”的经历，强调双方的制约与平衡。另外，二人关注的目的也有所不同，梁实秋把理论应用于文学，主张文学内容与形式二者之间的制约与平衡；而白璧德从现实社会出发，致力于治愈现代人的道德沦丧和欲望无穷。梁实秋从浪漫开始，再到从中国传统文学中寻找资源，建构自己独特的文学话语世界，经历了一个从浪漫到古典的过程。在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文论存在“失语症”的现状下，且与传统和西方文论都呈现断层的时代，构筑自己的文学话语显得尤为关键和极具启发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