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乡土文化对萧红女性书写的影响
1.河流与女性
崇拜山河图腾在中国古已有之，萧红将文本命名《呼兰河传》，一是因为文本描述的内容是作者小时候的回忆，二是作者对呼兰河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厚的感情。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萧红虽在少女时期就离家出走，但作为人类的归巢心理驱使着她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呼兰河、祖父、祖母、二伯，就像一个人远离家乡，当伫立高地眺望时会不由自主地朝着家的方向。海德格尔也说“返乡首先是从漫游者过渡到对家乡河流的诗意道说的地方开始的。”④所以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对女体的书写和以呼兰河为象征的乡土文化是双线并行的。
地域空间特有的物质和文化精神与生存空间内的人的生存状态有着密切的联系。河流常被人当做是孕育生命的核心意象，它是生命过程的表达和生命力的展现，而女性是孕育生命的群体，在某一程度上是将“河流”视作女人的。所以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出现以女性为尊的母系氏族制社会，女性在生产生活中受到尊重，取得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女性有着温柔宽厚坚韧的品性，在这片土地在最好的年龄敢爱敢恨，成为不依靠男人的强者，但女性感受到的韶光消失的残酷要比男性更为深刻，母系社会注定被父系社会取代，漫长男权社会发展之中，女性在很长的时间内是话语权处于被剥夺的状态，然而在这漫长的时期里，女性并未形成坚固的联盟，而是倾向于依赖男权，在一些文明不发达的地区，女性甚至时常相互抨击、侮辱。在萧红《呼兰河传》的女性这样“他者”的、依附性的身份非常明显，在王大姐与冯歪嘴自由恋爱传开后，呼兰河的女人们将矛头直指王大姐，即便王大姐闭门不出，女人们也要寻着理由去围观去指指点点。在女人们的意识里男人是强大的、没有错处的，这种偏执的观念背离了河流赋予的宽容与柔和，因为背道而驰所以温柔宽厚的、不多嘴多舌的女人在她们眼中是不容于世的，应该被议论、被消磨直到消失或变得与她们一样。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呼兰河是一个狭小且不通向城市的地域，没有新事物的出现，人们过着无聊又压抑的生活，女人们在这样封闭的空间长期以来在家事上打磨，自觉不自觉养成爱嚼舌根、短视的毛病，而在生活中找寻乐子是对压抑生活的调剂。这样的女性如何能从河流中汲取其特有的灵力与资源，又如何以河流般宽广的心胸接待生活。
2.萨满文化为代表的本土文化对女性的迫害
作为“迫害工具”的跳大神活动对女性的身体和精神进行双重迫害。跳大神是萨满宗教发展出了请仙跳神的治疗鬼魂缠身、妖魔作乱的仪式。严格的说跳大神是一种请神术，一般的程序是作为请神上身的跳神者在他的助手帮神者的配合下持单面手鼓、系腰铃，边跳边唱以此请得信仰的神灵上身，在神灵上身后便会依求医者所请为其消灾治病。由于上世纪初的呼兰河封闭且无力与外界交流，跳大神仪式成为了呼兰河人民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是独立于平凡生活之外的最重要精神世界，因此她们崇拜、敬仰女大神、云游仙人等，这一精神崇拜无形中支配着人们生活，文中写道“跳大神，大半是天黑以后跳起，只要一打起鼓来，就男女老幼，都往这跳神的人家跑，若是夏天，就屋里屋外都挤满了人”，她们不会关心为什么请大神，也不会关心跳大神能否真正去病消灾，她们只是跳了看了，跳完了就散了，她们真诚地认为生理上的疾病在女大神的照料下痊愈的机会会大大提高，如果不能痊愈那便是“污秽的东西”，是要早早地下地狱的。
女大神的治病能力一是来自于厚重的传统地域文化，二是来自人们的深信不疑。因为呼兰河女人的过分信仰，将其精神寄托于女大神，以跳大神为代表的民间文化深深扎根在人们心里，所以她们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失去了命运防范的自觉。小团圆媳妇在《呼兰河传》中的整个出场，始终处于一种“受虐”的状态。这个洋溢着青春的少女由于年少的朝气而被凶神恶煞的婆婆狠狠打了她一个月。黑乎乎、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在皮鞭、烙铁、冷水的痛苦折磨下，终于病倒了。婆家人为了“驱邪除鬼”，请来女大神，将她扒光了衣服放进滚热的水里烫的死去活来，无知的人们搅起滚烫的热水，一遍一遍地往她头上浇，直到她再也不能挣扎。在那个无知的环境中，女性的的生命是何其的微不足道，卑贱而低廉，她们的生与死，对于存在的人来说，似乎毫无意义。人们对一切迫害的毫无感觉甚至理所应当，导致了一个群体性的精神残缺。个体的愚昧也许只会带来自身的危机，群体的愚昧往往会招致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