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学者们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的发文数量越来越多。自2008-2018年，对于政策文本分析发文量迅速增长，在2018年达到峰值，发文量最多，高达120篇。早在2002年廖湘阳在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体制时，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改革政策文本进行分析。Heike Klüver（2009）在分析测量利益群体的影响时运用文本量化分析，比较政策作用面来得出决策过程的赢家和输家的结论。Adriana Bunea（2015）在研究日本外交政策的宏观变迁时运用文本量化分析，主要运用实证分析对定量和定性内容加以估计。孙涛等（2017）在研究区域环境治理时，对京津冀地区大气治理政策进行文本量化分析，主要从政策演变、主体分析、行动分析等方面来进行分析。李辉等（2018）在对北京市机动车污染防治政策效力进行评估时，对2013-2017年政策进行文本量化分析，主要从文本类型、政策效力等方面来进行分析。安琴等（2018）在研究广东省科技金融政策文本时，对政策进行文本量化分析，主要从政策文本年度数量、文本区域分布、文本作用面、文本颁布主体、文本类型等方面进行分析。崔璐等（2020）在研究现行的科技金融政策时，对政策进行文本量化分析,主要从文本类型、发文主体及发文数量、主题关联性、政策工具使用这几方面来进行分析[9]。由此可见，学者们对文本分析越来越重视。然而在引导基金方面政策的文本分析却寥寥无几。针对文本量化分析，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我主要对政策文本年度数量、政策发文的主体、对政策文本类型、对政策关键词等方面对引导基金政策进行文本量化分析。
1政策文本年度分析
从年度引导基金政策颁布数量来看，北京自2006年以来呈现相现出政策颁布数量较集中，13年共颁布政策142项，年均颁布10.92项。在2016年达到峰值24项。天津市颁布引导基金政策呈现先升后降的特点，累计颁布62项，年均颁布4.77项。自2006-2017年颁布的引导基金政策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在2017年达到峰值15项，随后颁布数量逐年回落。河北省颁布的引导基金政策总体波动幅度较大，且政策发布数量较多。13年累计发布345项，自2006-2016年颁布政策逐年上升，2016年达到峰值82项。随后开始回落。颁布政策高峰期主要集中在2014-2019年。
京津冀三省（市）的引导基金政策文本数量及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三省（市）颁布政策趋势大致相同，自2006-2014年政策颁布数量相对变化不大，但是2014-2019年政策数量差距开始拉大。其中2016年差距最明显，河北省2016年颁布政策最多，高达82项，天津市颁布政策最少，低至4项。差距高达78项。其次，河北省颁布的引导基金政策自2006-2014年增长幅度与天津、北京大致相当。自2014年起，河北省政策颁布开始大幅增长，成为京津冀增长最快的省份。由此可见，2014年是一个转折点。由于2014年国家主席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再次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性。2015年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协同发展迎来实质发展期。河北各地也开始积极承接北京外迁产业。而2016年河北颁布引导基金政策达到峰值，也间接说明了河北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时期投入的政策力度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