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以修身为中心，提出了八目，分别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并非是线性阶段结构，而是本末关系。齐家与治国作为八目中的二目，若用《大学》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二者的关系，那便是“治国在齐其家”。“在”意为只在于此、无外于此，即治国之道只在于齐家。古人用字极为精确，一个“在”字明确地表明齐家乃治国之本，齐家与治国不是“先齐家后治国”的先后关系，而是“治国之本在于齐家”的本末关系。《大学》对家国关系的表达集中在传四章，传四章以“齐家为治国的根本”为核心，具体来说，又可以分为三节，从“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到“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为第一节，此节总述齐家对于治国的重要性。从“一家人，一国兴仁”到“故治国在齐其家”为第二节，此节详述为何齐家对治国如此重要，《大学》中的非常重要的“恕”就是在此节出现的。从“《诗》云”到“此谓治国在齐其家”为第三节，此节主要是通过引《诗》佐证“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并呼应前文，以“此谓治国在齐其家”作结。
孝者，事亲为孝；弟者，悌也，善兄弟也；慈者，爱也。孝、悌、慈三者皆发生于家之中的人伦关系之中，都是对家人而言的，但是《大学》说：“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这是将家中的孝、悌、慈用到了政治关系中，认为处理政治关系时所用情感与处理家庭关系所用情感相同。首先，“孝者，所以事君也”，这里提出了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即忠与孝的关系。《孝经》言：“子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经御注》释曰：“可移孝行以事君也。”即移孝作忠。但其实，君臣和父子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伦关系，父子相生是天生的，但君臣之间并不像父子般有骨肉联系，不是以亲相合，而是以义相合，[3]因此，在儒家来说，移忠作孝的说法难以成立。那么，忠与孝是什么关系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白的是，“忠”的对象并非君主，“尽己之谓忠”，忠是指对自己所执之事恭敬奉持，尽心尽力。臣之忠就是忠于职守，尽心尽力于当职之事。孝与忠之间的共同点在于“诚”。为什么这么说呢？《孝经》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孝为德之本，也是为人之本。《中庸》又言：“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反求之于自己一身，即一言一行若不是诚的，则必然无法做到对父母的顺巽，因此发自本性的对父母的爱、顺，才是真正的孝。孝与忠，皆是诚于己。诚于己的人，为子侍奉父母能尽孝；为臣治理国家能尽忠，所以《孝经》说“以孝事君则忠”。
《大学》“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是从为政者的角度来讲，为政者要以孝道教国人。孝为天下人之共情，人皆有孝之情需满足，为政者自身做到孝，便能通过孝行实现克家之治，上施下效，天下人便能在为政者的带领下激发起自身的孝之情，对父母恭敬奉持。以孝治家，无论是大家族，还是几口之家，皆能无纷争，这便实现了齐家。为政者治国最重要的也最难做到的便是教化一国，形成良好的国风，若人人都能在为政者的带领下以孝治家，千万个小家治好了，一国的教化便实现了。这就是为政者以己之孝情通人之孝情，是在通情的基础，以身为譬，实施教化。为政者行孝，除了能以一家之孝带动一国之孝，还体现在其能取人以身，任用孝子为臣。孝子以其诚敬之心孝亲，则能以此诚敬之心忠于职守，诚身事君。换言之，一个不能诚身事亲的人，必然无法期望他为民尽职尽责。因此，可以说，为政者以孝兴发臣民的诚敬之心，是一国长治久安的根本所在。这就是《大学》所说的“此谓治国在齐其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