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字可以作为人生准则而终身行之，可见孔子对“恕”的高度重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对“恕”的进一步阐释，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施加给他人。皇侃疏：“谓忖我以度于人也”，“既己所不欲，亦必人所不欲也。”以己之心度他人之心，换位思考，便不会将自己不想要的施加于他人。可见，“恕”是在好恶之情的基础上，将己之情与人之情联系起来而实现共通的。在人际交往中行恕道，就是以己之好恶之情通人之好恶之情。情相通，才有理相同的可能性，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通情以达理”。
为政者于一家之中行孝，达到齐家之效，从而实现一国之治，是为政者以一人之行带动一国之行。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为政者行忠恕之道的自然之效。《大学》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此处是《大学》首次提到“恕”，恕在这里指的就是“忠恕”。“藏乎身”是藏之于身、修之于内之义，即内在地拥有。这句话是说，自身内在地具有此种品德而不行忠恕之道，是无法做到与他人通情、兴发他人的。对于为政者来说，若是己身无法做到孝敬父母，却要求国人孝，这是不可能的。只有诚于己，才能以此诚敬之心兴发他人的诚敬之心，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通。《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忠恕就是以心换心，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原则。推己及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忠恕。人皆有好恶之情，此情相同，故能相通，故能通情以达理。为政者主要通过发号政令实施教化，政令使为政者的好恶之情同民之好恶，国人才能自觉遵从。自己喜欢的，不让国民去做；自己不喜欢的，国民也不喜欢，却让国民去做，这就违反了与民同好恶的原则，国民自然不会遵从，此即《大学》所言：“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表达的是一种仁爱之情，人们在此仁爱之情的基础上展开正常的人伦关系，没有仁爱之情，人际关系也无法正常展开。尧舜躬行仁爱之情，以仁义引领天下之人，国民感受到其好民之心，对其政令不仅会欣然遵从，而且会发自内心地尊敬为政者。
《大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民同好恶的为政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若用一个词来概括此为政者的特性，最贴切的便是“民之父母”。《大学》引《诗》曰：“乐只君子，民之父母。”这个有德有位的君子，就像民之父母一样，民众只敬爱这样的君子。这位“民之父母”是什么样的呢？《大学》进一步解释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为政者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就是做到了与民通情、同情，更深层次来说，“与民同情”不是为政者放弃自己的好恶之情去迎合民之情，而是最大限度地摆脱个人私欲、私情的束缚，以己之情通人之情，化私为公，从而达到与民同情，如此才是做到了真正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样的为政者就达到了“民之父母”的境界。因此，为政者力行忠恕之道而达致齐家、治国，治国的根本在于齐家，齐家的根本在于为政者行忠恕之道，以己之情通民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