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以修身
儒家之学，从根本上来说乃是修身成德之学。所谓“大学”，既是指大人即君子之学问，亦是指修身之学，其根本关切在于德性的养成与生命意义的充分彰显与实现。就《大学》的君子而言，只有修身成德，才能以己之诚敬之心带动一家之人、一国之人，从而实现家齐、国治。如若为政者不能“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反倒“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不能慎德、修身，克己之私欲，其所行所好必悖人之性，成为天下人之公敌，必遭受来自上天的惩罚。《中庸》曰：“天命之谓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此“天命”就是彰显自身的德性，充分实现人之为人的意义，体会到生命的价值。《大学》又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与家人、与国人、与天下人的各种人伦关系中。在与家人相处中，成为一家人的道德尺度，就能实现齐家；在与国人的交往中，成为一国之人的道德尺度，就能实现治国；同理，在与天下人的相处中，成为天下人的道德尺度，就能实现平天下。
当今学校教育在课程内另设道德教育课程，以完成立德树人的教育任务，但是道德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却呈现出功利化、知性化等特征，实施效果难以达到预期。首先，功利主义表现在致力于“何以为生”，放弃“为何而生”的理想信念。道德教育虽以培养青少年的个人品德与社会品德为根本指向，但实际上是将道德教育视为实现个人或社会某种功利主义目的的工具。道德教育缺乏教育之爱，缺少教化的温度，道德教育下的人成为物化的、冷冰冰的人，丧失了对生活与生命的热爱和激情，青少年难以在道德教育下体验到生命的真实感和意义感。另一方面，道德教育普遍发展成为知识教育的模式，认为传授给学生道德知识，就可以规范学生的道德行为。这种潜在的理念实际上割裂了道德的知与行，带来的结果是，学生既不能将道德知识内化于心，也不能外化于行。我们在不同的人伦关系中都有属于自己的位，居其位则谋其职，修其身，才能感受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所谓“学”，学做人、学修身而已，为人之学、修身之学就在日用伦常中，在真实的生命、生活中。儒家认为，身教是最有效的教化方式。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学修身，不需要专门的课程、场所，在人的日用伦常、一言一行中即可实现。
（二）教学以感通为根本机制
儒家以学论教，《说文解字》曰：“学，觉悟也。”“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可见，教学之要在于“效”，“效”主要表达下之于上、后之于先、小之于大之间的承应、效法关系。通过教者与学者的感通，学者之情被兴发，效法教者，从而有所觉悟。因此，儒家以身为教，以感通为其根本机制。从《大学》来说，君子通过与家人的感通实现齐家之教。人之情皆有所偏，“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对于所亲爱之人容易过分亲爱，如溺爱孩子；对于所厌恶之人更容易情偏过当，容易引发错误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为避免情偏而导致的行为偏颇，在与家人交往中应当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以己度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实现以好恶之情为基础的感通，兴发起家人的爱之情，家人也会相互谦让，便能减少家庭中的纷争，达到齐家之效。同时，君子也是通过与国人的感通实现一国教化。君子在与臣子相处时行絜矩之道，便能与臣子相感通，择贤臣而用之，并成为群臣的表率。君子与民相感通，才能体民情，养爱民之心，发号政令才能从民之好恶之情出发，顺应民心，这样君便不会与民争利，得天下之民心，民众则能自觉顺从君子之教化。“道得众则得国”，君子与臣民感通好恶之情而得臣心、民心，从而实现一国之治。
教化中最根本的师生关系是一种教与学的关系，学生通过教师学到的，不仅是抽象的知识，还有由教师的言行而感受到的其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态度。这种态度是通过情传达出来的。学生在这种情中接受他化，并不断兴发起自己的情，在自我兴发的过程中实现自化。因此，教师之业成于教师之爱，教师对学生的爱是教学过程的起点与基础，并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在于君子能行忠恕之道，以己之好恶之情同人之好恶之情，教师若要实现与学生的感通，亦不外如是。教师若要与学生感通，根本在于自修其身，以身为教，根本途径在于行忠恕之道。《礼记·中庸》有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己所不欲，亦勿施之于人。这是以一人之身为活得道德尺度，以我之情絜人之情，以我之好恶絜人之好恶，忖己度物，以我之身度人，这样的教学互动就不再是表面的、外在的言与口，而深入到身与身、心与心、情与情的共振联动中。“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教师对学生，传的是为人之道，解的是人生困惑。只有在相互感通中，教师才能感受到身为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和充实感，学生才能感受到教师之爱，体会到真正的人生意义感。由此观之，感通的过程亦是成人成己的过程，教师和学生能各成其德，并相互成就。在充满感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施教易行，学生之学也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