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过去发生影响至今的事件，这一直是张翎小说创作的重要元素，这位来自江南的女作家，更喜欢在历史大背景大舞台里品读人世沧桑。早期的“江南系列”，张翎将历史作为一种展现小说叙述空间的庞大背景，是陪衬人物尤其是女性命运的背景。自写作《金山》开始，她延展掘进了历史叙事场域的深度，将人物、情节一以贯之地根植于厚重的历史土壤中，进而书写历史演进中家族命运的沉浮。这里历史不再只是一种模糊的背景，而成为作家有意书写的对象；历史也不是外在于和无关于个体的“他者”，而是浓缩和全息在个体身上的“己者”。她用自己敏锐的目光发现历史褶皱中被遗忘的故事，赋予普通人言说历史和参与历史的权力，其历史审美意识趋于自觉。
首先，善于借助历史大背景来书写个人史诗。在张翎的创作思维中,所谓的“宏大历史”,只是个体成长史的陪衬和性格发展史的舞台,把个体生存遭受的苦难、创伤放到宏大历史背景中去，从中来获得解释和寻求救赎之路。因此，张翎对历史的书写,不是着力去追踪历史本身的场面和声势,而是十分巧妙地作虚化处理，历史隐退到故事中心情节的背后, 变成一种感觉、一种氛围、一个背景。《邮购新娘》中的江涓涓母女三人，递次见证将近百年的风云变幻，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延伸到八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移民浪潮，江涓涓们起舞弄清影，苍茫的历史成为她们一路走来的时空陪伴和轨迹注脚。同样，《望月》与《交错的彼岸》里的人间故事交织着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但过去的一切都融合在现实生活的描写之中, 历史是作为洞察人物生存状态的对照。至于《余震》，作者借助宏大的历史背景把视角锁定在劫后余生的小灯和她母亲几十年不断的内心挣扎和伤痛中，历史在这里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和人物活动的时间纬度，所以这场天灾无论发生在唐山或汶川，都不会改变小说本身的立意。
这种在历史的背景中展现人物命运的写作范式，在《金山》中既有一以贯之的延续又有新意迭出的拓展，百年金山梦的书写既是小说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也是人物悲欢离合、生死浮沉的重要依据与内在根源。张翎不以传奇化的人物和魔幻化的情节来虚构、臆想《金山》中的加华先侨们的移民故事，而是从钩沉史料入手，引入掌故、历史人物真实姓名、地图等真实历史史料，同时设置了一个华人“我”，通过“我”对史料的不断挖掘，展现华人移民不为人知的家族隐秘历史。透过历史的风云我们触摸到了一个个鲜活灵动的生命，阿法、麦氏、六指、锦山、锦河这一家族几代人海内外的传奇人生：清光绪五年内忧外患的屈辱，是方得法父亲抽大烟暴毙、家道中落、母亲眼瞎、姐姐被卖，方得法不得已随同乡远赴金山；甲午海战惨败，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爆发著名的“公车上书”事件，望着新生儿脸上滚落的泪珠，方得法“想起了京城都察院门前那个泣血跪叩，高声呼喊‘还我河山’的台籍举人”，毅然决定卖掉经营有成的“竹喧”洗衣馆资助维新运动，并给儿子起名“锦山”，暗暗期许恢复中华锦绣河山的愿望；20世纪初加拿大的排华浪潮，是方得法千辛万苦办起来的洗衣店瞬间被洗劫一空，是当年顶替阿妈过埠的锦河在亨德森先生家当了八年男佣攒够了阿妈的过埠钱，但团聚梦被一纸《排华法案》击得粉碎；太平洋战争爆发，是外甥怀国被日军飞机炸死，是女儿锦绣惨遭鬼子侮辱，是锦河凝聚半生心血捐赠的抗战飞机……国之不存，何以为家，位卑未敢忘忧国，移民者个人及家族不论是被裹挟其中还是满怀激情的主动参与，其命运注定无法脱离时代浪潮的冲击，更深层次地思考历史和时代变迁与人物命运之间的关系。
人物背后是苍茫的历史线索，而历史巨变又渗透进人物的命运，张翎关注的重点不是那些发生在历史中的事件，而是事件中人的生存状态。由此，读者在张翎的作品中看到的是双重的历史影像：一重是宏大壮阔的家国历史；一重是细腻曲折的个体历史。前一种“大历史”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只留下轮廓而隐去内质的背景，是展现人物命运、酝酿人生悲欢时隐时现的推手，后一种“小历史”则是张翎着力书写的无数个体生命的情感经历和命运演绎。
“我愿意写有历史根基的故事，在我的小说里，没有都市白领，没有跟我同时期的人物，因为我觉得太近了，没有能力去写。写当代题材，我也会追溯到历史背景中去。如果离开根去写叶子,我会心存疑虑，会有恐惧感，认为那可能站不住脚。”张翎将历史与文学创作的关系比作树根和树枝，认为缺乏历史厚度的小说如同一颗没有根的大树，无法生存于大地上。她的作品正因为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才彰显人物和故事内在的坚实逻辑和厚重的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