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血缘共同体的丧失
在滕尼斯的共同体理论中，“同血缘共同体相关联的是人们的共同关系以及共同地参与事务”（滕尼斯，87）。这一关系包含了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坐在同一张桌子旁的所有亲密关系。然而这种和血缘相关的家庭共同体极易被成员间不平等的友爱所破坏。由于友爱双方所期求的目标或者思维方式的不同，一方从另一方所得到的友爱即是不平等的。
小说中利娅与米歇尔之间就存在着不平等的友爱关系。他们最初的相遇，“生理上的吸引力迅猛直接、无从抗拒”（史密斯，24），导致他们相处的顺序总是肉体第一。本来不适合结婚的两个人最后却还是走到了一起。究其原因，跟利娅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利娅父亲的缺席以及她与母亲波琳之间的隔阂，使得利娅轻易发现了米歇尔体贴的品质，这对她来说是从小缺失并且渴望拥有的东西。然而他们结婚的速度过快，以至于还没能彻底摸清对方的背景、理想、追求等众多细微的差异，这是他们婚姻关系中存在的最大隐患。利娅惧怕未来，惧怕当下的美妙绝伦的男欢女爱最终会通向一个必然的、明确的终点，那就是死亡、时间和衰老。她满足于现在的生活，不想改变，因为任何改变都会颠覆这种平衡，带来致命的风险西北（史密斯，25）。而米歇尔却不满足于现状，他认为事情在发生变化，他们也要向前走，远离贫民社区，追求更好的生活。虽然他不是土生土长的伦敦人，但是他努力工作，寻求机会积极地融入英国社会。两个人对未来的期许不同，导致双方友爱的天平是倾斜的。利娅和米歇尔之间的种种矛盾和冲突归根结底是由于双方在这段婚姻关系中的期求和目标不一致，这样的关系是充满裂痕的，如果双方不能够达成一种平等的友爱关系，他们的婚姻共同体终将破裂。
不平等的友爱除了存在于夫妻生活中，也存在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中。依照传统，父母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责任和义务为他们生育出的孩子提供营养、保护与引导，直到孩子能够独立地供养自己、保护自己、引导自己。而孩子长大之后，要怀有对父母的照料与辛劳的感情之情，由此产生的友爱才是平等的友爱。而不平等的友爱是指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中，由于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导致父母总是处于一种主导地位，而孩子处于一种被支配的地位，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友爱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从小说中描写利娅和母亲波琳之间的关系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爱是不平等的。面对利娅被夏尔欺骗这件事情，波琳和米歇尔的态度一致，都认为利娅是“傻瓜”，无论利娅怎么岔开话题，总是会回到这件事情上来，她认为利娅天真、不谙世事、不了解人性，然而她带给利娅的只是一味的说教，却从来没有试图真正走进内心去了解利娅这么做的原因。在利娅看来，波琳是“一只羽翼丰满的爱尔兰猫头鹰，”“一辈子居高临下”（史密斯，17）。母女之间的沟通总是最后以利娅逃离收尾。波琳对利娅的友爱缺乏母亲对女儿的那种关爱和指引，导致利娅对波琳总是表现出不耐烦和排斥，甚至逼着她逃跑。利娅的好朋友娜塔莉评价她是“慷慨大方的人，对整个世界敞开心扉——除了对她的母亲”（史密斯，188），她们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亲情逐渐淡漠，亲本共同体日渐瓦解。
（二）地缘共同体的丧失
地缘共同体首先要保证共同体成员共同生活，在此基础上成员必须遵守共同的秩序。如果失去了这种共同生活，那么公民间共同生活的共同体也会崩溃。小说中娜塔莉是土生土长的威尔斯登人，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她对自己的种族之根鲜有认同感，她觉得真正的自己不属于这里。在别人眼中，她是典型的“椰子人”：白色内心，棕色外表。为了远离贫民社区融入白人社会，娜塔莉想尽一切办法。就像小说中提到的，“有些基因为寻求自身生存，只要能传承下去，什么都做得出来”（史密斯，240）。最后她终于通过自己的奋斗逃离了考德威尔贫民社区，过上了上等生活，她似乎通过疏远种族之根获得了新的身份和新的生活。然而，她的新身份和新生活也令人质疑，她在故乡受到了排斥。她想要为母亲和姐姐提供更好的生活，却遭到拒绝与鄙视。娜塔莉不理解，“难道我出人头地也要受惩罚吗？”（史密斯，288）。事实上，当她试图逃离考德威尔社区的时候，她就放弃了与这里的人们共同生活的机会，也不再是这个地缘共同体的一员。与此同时，她在面对考德威尔居民的时候，也体现出她与这个地方的格格不入。偶遇内森，她是“三十出头的成功律师模样”（史密斯，280），在人多的地方，她不知道自己怎么表现才好，因为她已经把自己与这个地方分割开，不想在别人面前展现出与考德威尔的联系。由此获得的新身份和新生活似乎也不是那么尽善尽美，因为失去了成长的地缘共同体的根基，她似乎既没有完全融入白人社会，又被黑人社会排斥，变成了两个社会之间的“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