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家乡》采用集体创作的方式，由五位导演共同讲述。片中五个故事看起来相互独立，情节和风格亦各有千秋，但又始终围绕着“家乡”这一主题徐徐展开，并呼应了姊妹篇《我和我的祖国》，表达了家与国的联系，人与人的情感，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复杂的情愫。这部电影以独特的创作方式和风格，充分挖掘以中国话语诉说中国故事这一思想，并紧紧围绕当下的语境进行叙述，表现中国电影本土化进程的提速。
（一）“散点”透视现实
《我和我的家乡》结合主题教育片和商业片的优势，沿袭导演一贯的创作风格和演员的表演风格，将严肃的爱国片与“泛娱乐化”的喜剧片相结合，并且尊重当下电影多元化的审美情趣，通过“散点”化的方式，透视出当下中国社会的现状。不得不说这部电影的五个部分并非独立存在的，在层次性和渲染性的双重作用下，深化了电影的主题，弘扬了爱国这一主旋律。值得一提的是电影五个部分均采用了喜剧化的元素进行叙事，不但消解了政治固有的刻板形象，也借此表达出一种轻松的氛围，拉进了观众与叙事的距离，实现了寓教于乐的本质化作用。同时，电影的“喜剧”成分又给了消费市场一个巨大的发挥空间，保障了其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的双丰收。
宁浩执导的《北京好人》关注医保、医患关系等当下热点问题，导演延续了其以往的叙事风格，集深刻性与荒诞性为一体，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讲述一个平凡而不简单的故事。片中张北京是一个市侩热心、幽默成性的小人物，但是在经过内心的挣扎之后，毅然选择改变购车计划去治病救人。这种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也有着自己的“中国梦”，在梦想即将实现的时候，对乡土与亲情的眷恋，促使他的选择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陈思诚执导的《天上掉下个UFO》开启其熟悉的轻喜剧“侦探”模式，挖掘了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以及文化旅游面临的诸多困境；徐峥执导的《最后一课》以蒙太奇的手法，从范老师的“脑梗塞”抽丝剥茧，讲述了一位老师十年的支教生涯，同时也反思现代化进程对人的影响；《回乡之路》通过剥洋葱的方式叙述了一位“土味老板”的故事，映射出乡村振兴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神笔马良》以“开心麻花”制作团队和沈腾、马丽两位主演共同讲述了农村扶贫的故事，联系当下的中国正在进行的“脱贫攻坚”工作，时代性十分突出，同时也探讨艺术家“为什么而艺术”等命题。可以说，五个故事相对独立，但又完整而饱满，既契合了当下民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又发挥出导演创作和演员表演的优势，五个部分更像是以往叫座电影的番外篇，《天上掉下个UFO》是《唐人街探案》的续集，《神笔马良》是《西虹市首富》和《羞羞的铁拳》的续集，不仅延续了商业电影的票房奇迹，也彰显了影片的较高的标准和艺术性。
（二）中国电影本土化
从影片中可以看出，电影根植于中国农村的广阔天地，讲述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以及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的人和事，从五个不同的视角去展现中国当下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影片力求以当下的语境来讲述故事，摆脱了以往借鉴西方电影的拍摄手法和叙事模式，也脱离了“爱国”式口号的表层表现，真正做到了中国电影根植于“本土化”，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1、语言的本土化
五个故事分别发生在北京、贵州黔东南、浙江千岛湖、陕西毛乌素沙漠、东北五个地方，这五个地方的方言极具特色，导演们以当地特有的方言，展现出语言艺术的独特魅力。比如马良对乡村扶贫的个人选择是“我愿意去”，而妻子为了让丈夫选择列宾美术学院继续深造，在领导面前将“我愿意去”解读成“我嘞个去”，既展示了东北方言的幽默性，也体现出妻子立体的性格，为后面的故事情节做铺垫。近些年，方言在电影中运用广泛，不仅以其形象而幽默的语言风格博得观众一笑，方言更是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优雅而坚固地留存于民族和地域的的集体记忆之中。
2、地域的本土化
以“家乡”为视角叙述，势必注重对地域的表现。五个故事坐标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和北方五个方位，东西南北各有提及但各有侧重，体现出不同地区发展的现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