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惊魂未定的文坛，彼时掀起了反思、伤痕文学的热潮。然而1984年阿城的《棋王》一出手就以新颖的故事、别致的人物吸引了大批读者，并为尔后的“寻根文学”提供了样本。阿城此后的作品也一直是文化界关注的热点。回溯他的创作之路，世俗性贯穿创作始终。“世俗观”是阿城在亲自观世俗的基础上，建立的自我文学空间。
1阿城对俗文化的体认
阿城不是以采风者的身份介入民间的，他实在是一个参与者。其父钟惦棐著名电影评论家的身份，致使他本人不仅在反“右”斗争中备受打压，也导致阿城失去求学的契机，转而先后在山西、内蒙、云南插队走南闯北十几年，深入农村的丰厚经验，一方面使他逆来顺受，清楚地懂得自己出身不纯的因素，会被看成是低人一等的，进而远离政治以保全自身。另一方面，来自乡村的世俗气，提供了一套根本不同于庙堂文化的叙事体系，使他认识到生命本身是复杂多样的，人生有必要容得下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与包容性。
在阿城笔下，形形色色的世俗人物不再是革命叙事下需要被引导、被启蒙的落后对象，他们自身就具有难以言说的动人魅力。《棋王》中大隐隐于市，深藏绝技的拾荒老人；《树王》中力大无穷、护树身死的肖疙瘩；《孩子王》中希望知识改变命运的王七桶父子。后来的《遍地风流》中骑手、马帮、裁缝、小公务员、退伍军人等芸芸众生无一不生动丰满。阿城所钟情的乡村与市井中的世俗文化，孕育出的人物可谓“怪态百出”，完全迥异于形象光辉、身量高大的官方主流人物形象。但正是通过这些不入流的人物，读者看到了久违的世俗烟火气息。同时，在这些人物的嬉笑怒骂中，俗文化有意无意地发挥了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批判作用，也能进一步引起读者深层次的思索。例如《棋王》中棋艺平平者却身居高位，而身怀绝技的老人却以拾荒为生；《孩子王》中“我”的教学行为违背了教育机关的不切实际的旨意而被开除；《树王》中砍树烧山的行为显然更具讽刺意味。
小说人物充满世俗气，叙述者采取的方式是“观世俗”。“三王”延续着知青下乡的主题，类似于成长小说，却在叙述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成长小说的一般情节是：叙述者开始存在若干缺点，随着故事的进展，逐渐受到群体中类似“导师”角色的引导，最终克服自我缺陷，完成了自我蜕变。但是“三王”中叙述者“我”既没有刚开始那种公子落难的自怨自艾，也没有结尾经历磨难后青春成长的升华。“我”与周围人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有时冷眼旁观一切的发生，有时却积极地参与其中。《孩子王》中“我”面对学生糟糕的作文，“只是渐渐怀疑学生们写这些东西于将来有什么用。”这种怀疑贯穿始终，但我同时又抱着极大的热情改进教学方法，“你们起码要对得起你们自己，讲别的没用，既学了这么长时间，总要抓到一两样，才算有本钱”。世俗本来鱼龙混杂，俗人的精气神都潜藏在“缙绅公子难言之”的行为中，叙述者的“我”需要作为一个中介，采用“观”的态度，来指明世俗的本真。如果叙述者只是一味地融入并过分地抬高世俗的地位，小说则可能会退回到“小说者，小道也”的单纯猎奇。但这种“观”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零度叙述”，世俗作为“无观的自在”，其丰富性远远超出常人的生活经验，阿城对此有切身的体验，故而有意在静观的同时投入情感，在若即若离的叙述视角中来回切换。
2世俗观的基本内容
阿城的世俗观充盈着生活美学，即将生活本身看作是美的，市井平民的琐屑的生活，及其背后包孕的世俗文化都成为了审美对象。虽然他们难登大雅之堂，但确实存在一种粗野的美感。
世俗的第一要务便是吃喝拉撒，这是阿城着力表现的最本真的生命形态。《棋王》中关于吃的情景向来被津津乐道,“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阿城笔下“吃”成了严肃而虔诚的话题，汪曾祺对其如此评价“大概古今中外的作家都有点清高，认为吃是很俗的事。其实吃是人生第一需要。阿城是一个认识吃的意义、并且把吃当做小说的重要情节的作家”。饥饿的记忆唤醒了最基本的求生欲，世俗众生要活下来，靠的可能不是宏大的政治理想，而是苟且和平庸。这在《遍地风流》中表现地更为突出，《专业》中插队雁北的知青因专业问题，去请教矿区的北大高材生，而见到他时的情景却是，“坐在筐里，黑脖黑脸，一条黑线从脑后栓着黑眼镜，眼白转动”得知来意后，“北大的立起身迈出筐，低头弯腰在地上翻检衣裳，屁眼儿倒是白的。” 此种关于饥饿与生存的题材，本身带有极强的批判性，但是经阿城的点化，世俗的风味包容了种种批判，滑稽甚至略带恶心的叙述将锐利的锋芒转化为读者的会心一笑或捧腹大笑，在嬉笑中，一切都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