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在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曾提出，重与轻的对立是所有对立中最神秘、最模糊的。生活的重负成就了强盛的生命力影像，于是，“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上和地上的生命，人就也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面对生活，轻与重是两种不同的态度，《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男主人公托马斯两者之间徘徊不定，最终选择负担起爱情的沉重。而《蒂凡尼的早餐》中女主人公郝莉·戈莱特利不同，她的生活自始至终就如同云端的羽毛一样轻盈。
《蒂凡尼的早餐》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男主人公“我”（并未被作者赋名，郝莉曾用其弟弟弗雷德的名字称呼“我”）在故事中扮演旁观者与叙述者的角色，叙述的聚焦点则是女主人公郝莉。小说的叙事顺序为倒叙，开篇“我”意外得知了远走的郝莉或许正在非洲，却并不确定消息的真伪，从而引发了“我”对郝莉的回忆；而回忆的终点则是郝莉踏上了飞往巴西的航班，时过境迁，她的猫被人收养，而郝莉依然不知所踪。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无力廓清重重迷雾，致使整个故事一直到结局都充满着未知的谜团。小说的情节设置是轻盈的——结局早已预知，故事也不曾高潮迭起。而卡波特正是以此使得读者从对情节的执迷中走出来，将目光对准郝莉，从而体会郝莉行为背后隐藏的迷失与空旷。
文学译介往往伴随着原意的丧失。《蒂凡尼的早餐》中，女主人公姓名的含义就被翻译所覆盖。郝莉是Holly的音译，也是Holiday（假日）的缩写；而郝莉的姓氏戈莱特利——Golightly可拆分为Go lightly，意思是“轻盈地行进”。故事中的“我”在初识郝莉之前曾注意到她信箱上的名片印着两行字，连在一起就是：“郝莉黛·戈莱特利小姐在旅行中。（Miss Holiday Golightly is traveling.）”其中，郝莉的名字为“假日”，暗喻其“应召女郎”的尴尬身份——游离于正统社会之外，背离主流价值观；而“戈莱特利”这一姓氏同时包含“前进、进行（go）”与“轻率地、轻松地、轻浮地（lightly）”两种含义，结合郝莉永远“在旅行中”的状态，揭示了她追求生活轻盈而流动的质感，人生于她并非是一场意义的建构与价值的实现，而是光怪陆离的体验、永不停息的游戏，抑或是无目的性的旅行。
郝莉的选择是“生命之轻”，这源于她内心深处的不安——对人心的不安，对世界的不安。郝莉和弟弟弗雷德都是孤儿，“他们的母亲死于肺病，爸爸也是，所有的孩子——一大窝——都给分别送到小气的人家去寄养了”，曾经拯救他们的医生后来短暂地成为了郝莉的“丈夫”，而医生初识这两个孩子时，他们“肋骨突出，腿细得站不住脚，牙齿松动的连稀糊糊都嚼不动”。贫瘠而残酷的生活使得郝莉的人格组成十分复杂。首先，苦难铸成的防线使她无法放下防备真正依赖任何人；其次，现实的不堪使得她选择玩世不恭的轻松对抗外界给予的伤害。小说中的郝莉竭力回避自己真实的童年经历，同时体验新奇、享受物质，但过去的伤痕依然存在。人心是不可信的，所以郝莉避免跟任何人发生关系，甚至不愿意为自己的猫咪命名，“我没有权利给它取名字，……我们是在河边碰到的，我们谁也不属于谁，它是独立的，我也是独立的”。世界是不可知的，所以郝莉的家“永远有一种露营的气氛；木板箱和手提箱，什么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动身”，随时准备逃离当下，奔向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