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某些研究者所言，“乡土经验书写的出现，其实就是启蒙主义思想的一个产物。”作为启蒙载体的“农知”伴随着乡土小说一起诞生，鲁迅率先在小说中以“返乡”视角塑造了魏连殳和吕纬甫两位“农知”形象。自此，“农知”成为了乡土小说的常客，但启蒙视角的“农知”开始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怀乡”的“农知”。之后的许钦文、师陀和萧红以“农知”为身份带有强烈“自叙传”色彩的创作，都是寄寓城市的作家“怀乡”主题情绪的流露。在政治意识高涨的十七年时期，“农知”在文本中消失，并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后。新时期之后，在意识形态的离场、在城乡关系松动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农知”再次成为作家书写的重镇，“农知”的谱系也不断丰富，主题也从单一的“怀乡”变得多元。及至当下，在“城乡间性”、“城镇中国”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农知”书写再次成为不可忽视的潮流，作家再次为其注入了新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心理。从《白狗秋千架》（莫言）、《浮躁》（贾平凹）、《人生》（路遥）、《无土时代》（赵本夫）、《风雅颂》（阎连科）以及以《中国在梁庄》（梁鸿）、《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日记》（王磊光）和《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黄灯）为代表“非虚构写作”走出了一条完整的脉络。
“农知”作为乡土小说重要的写作对象，作家为他们灌注了多元化主题。依据对“农知”书写侧重点的不同，乡土小说中的“农知”书写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称为乡下人进城模式。此类创作专注描写城乡差异，刻画进城过程中遭遇的异化和冲突，从而凸显城乡差距。“农知”进城，在某种程度上是“乡下人进城”主题下的具体化表达，作家关注的是他们在城市语境中的苦难遭遇、伦理碰撞、阶级鸿沟和妥协退让等。除开知识分子的身份，他们和进城农民（工）、女性没有本质区别，都承担了批判以现代都市为代表的“现代性”和对“乡土中国”怀念的载体的叙事任务。《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方方）中的涂自强虽然通过高考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但是阶级的鸿沟他无法跨越，先后经历爱情失意、毕业即失业等，最终因肺癌死去；《雨把烟打湿了》（须一瓜）中的蔡水清在一步步向城市妥协中最终丢弃了知识分子本色成为了杀人犯。他们行走在城市的边缘，以一个敲门人的姿态叩问进入城市的方式，但始终无法被城市接纳。此类描写重点关注“农知”融入城市的“难”。
第二种模式称之为“他者”模式。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知”们，“乡下人”不过只是一种外在身份，成为了可有可无的点缀，作家更关心其“城市人格”或“知识者”的方方面面。人性异化、物欲贪恋和灰色生活是理解他们的关键词，知识分子主体性的衰落是一以贯之的主题。《风雅颂》中的杨科和《桃李》中的邵景文都是灰色知识分子的表达、《婉的大学》中的婉也在人性和物欲中苦苦挣扎。
第三种模式可以称之为乡土情感模式。此类写作虽然涉及城乡差异，但作者的侧重点不在于表现“农知”融入城市过程中的“苦难”“阶层”等问题，而在于关注他们的“乡村情感”，即他们对生养了他们的乡村的情感态度：是在城市思念乡土？还是在城市遗忘乡土？
此类模式自许钦文、师陀的“自叙传”写作开始，在沉寂了半个世纪后的新时期再次焕发生机并一直延伸到当下。作家在塑造这类形象时总是将其置于“城乡二元对立”的时代主流、隐性的文化批判和“返乡”的文学母题中，并借助作为文化隐喻的女性形象来加以演绎。相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对现代性决绝的批判不同，浸淫了多种文化的“农知”流露出了较为斑杂的价值取向。依据“农知”在现代性城市文明与传统乡土文明间的态度与最终选择为标准，“农知”乡村情感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断根型。在巨大的城乡差距面前，他们对生养了自己的故乡是主动舍弃与决绝背离，《人生》中的高加林、《秦腔》中的夏风都决绝的斩断自己的“根”；二是恋乡型。恋乡型呈现出“人在城市、心系乡村”的“回望式”特点，《浮躁》中的金狗、《无土时代》中的石陀都是身在城市心在乡村；三是纠缠型。乡村情感追求与价值取舍呈现出复杂的指向的纠缠型介于二者之间，当下“非虚构写作”下的“农知”就在城市与乡村间不断拉扯纠缠。
对“农知”的书写主要集中在以上三种模式，相对于前二者，“农知”的乡村情感更值得研究，尤其是在当下城乡关系剧变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