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根，是向养育了自己的农村的主动舍离与抛弃，既体现在逃离农村奔向城市的空间位置转变上，也体现在心灵情感由厌恶农村向拥抱城市的主动靠近上。“在村思城”和“在城忘乡”是断根的主要表现形式。“读大学的最大坏处就是使我这个20岁没出过山沟的农村小子认识到外面世界的意义，我不知道回家还有什么意义。”是他们向生养自己的农村的告别。断根的地之子集中出现在新时期，因为新时期以来一直是一个急蘧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同时也是城乡关系松动的时代：高加林（《人生》）生活在城市/农村对立关系刚刚缓和的新时期初期；夏风（《秦腔》）处于城市化进程浪潮不可阻挡的本世纪初期。

路遥的《人生》塑造了一位与农村决裂的知识分子高加林形象。在城市，他游刃有余；在农村，他举步维艰。在“归来—离去—归来”的行为模式中，高加林的农民性逐渐让位于知识分子性，成为那个时代与农村“断根”的知识青年代表。高加林对城市的期盼与融入是借助“断根”来完成的。
他不安于农村。高加林的人生观中隐含了一个观点：农村没有出路。可以预见的是单纯的乡土文明已经很难唤回沐浴过并习惯了城市生活的高加林了，虽然刘巧珍稀释了高加林对乡村生活的厌恶，但发自内心的对农村的忽视仍是高加林农村观的主导面。一方面体现在他的阅读上，“高加林的阅读、知识、才华和集体劳动、经济发展农村现代化建设完全不发生关系”。另一方面体现在他不参与农村事务上，“卫生革命”事件中高加林在撒完漂白粉后就消失了，这是“高加林为代表的农村青年对领导和维护乡村共同体的主动放弃”。他将自己凌驾于农村之上，就是为了远离农村——进城。他自由于城市。在农村他可以接受巧珍的琐碎话语，在城市他却无法接受巧珍家里到底死了几头小猪。咖啡、电影院和游泳馆等极具城市印记的现代化产物成为了高加林生活不可缺少的“伙伴”。他与黄亚萍的结合是“现代”和“城市”的产物。如果我们承认刘巧珍和黄亚萍分别代表了乡土文化和城市文化，那么在高加林的选择中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乡土是失意无奈的退守地，城市是高加林最终的价值指向。
举步维艰与如鱼得水的强烈比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断根的地之子。高加林不是孤例，进入新世纪后，此类形象逐渐开始增多。《秦腔》接续了贾平凹紧贴现实的写作追求，是本世纪初中国农村现状的寓言式写作，是一幅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百科全书。夏风作为农村新一代知识青年，成为我们理解《秦腔》主旨和窥视农村现状的重要载体。夏风生活在城市化进程浪潮风起云涌之际，多年的省城生活，已经磨平了他农民性的一面，取而代之的是其知识分子性的一面。 贾平凹在小说中用具体可感的白雪和秦腔作为乡土文明的指代，那么夏风对白雪和秦腔的疏离与抛弃则暴露了他真实的乡村观。“我就烦秦腔”是夏风同乡土的告别，为了断根，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孩子。可以夏风在“文化断根”的道路上比高加林更进一步，他主动、直接、彻底、完全地忘却了乡村，成为了完全断根的现代都市人。

“农村竭尽全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都是对农村生活最彻底的背叛者。”“逃离农村”是断根的地之子迫切的现实追求，断根的地之子的农民性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凸显。《生命册》中的吴志鹏代他们发出了“怎么就扒不掉‘农民’这身皮”的感叹。断根地之子活跃在社会大变革大动荡时期，也是农村与城市关系最为微妙和松懈的时候，他们主动断根的原因也已广为人知。在城与乡“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中，在“关于自身精神、文化血缘的指认”中，断根的地之子们不约而同地将逃离农村走向城市作为自己最终归宿。虽然高加林最终返回农村，但是他之后的生活必定仍处于对城市的渴望中。
作家抓住了时代的脉络展现了“农知”在大变革语境中的个人选择，如果单纯从时代——每个人在时代变革浪潮中都可以依据自身的价值取向做出选择——的角度考虑，他们的选择无可厚非，本文也不以“土地”为核心做出价值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