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在《静庵文集·自序二》中说：

“此外所谓哲学家，则实哲学史家耳。以余之力，加之以学问，以研究哲学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为哲学家则不能，为哲学史则又不喜，此亦疲于哲学之一原因也。近年嗜好之移于文学，亦有由焉，则填词之成功是也。余之于词，虽所作尚不及百阕，然自南宋以后，除一二人外，尚未有能及余者，则平日之所自信也。虽比之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余愧有所不如，然此等词人，亦未始无不及余之处。”

王国维对西方学术和中国学术都有深入的了解，进而在对自身能否治哲学的考量中似有迷茫和疲倦。一方面，王国维觉得自己难以够得上真正做“哲学”的“哲学家”；另一方面，他虽觉得单纯做哲学史稳操胜券，但又对此不是很偏爱。在迷茫的这段时间中，王国维的兴趣逐渐转移到了文学，尤其是词学。他早年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其对古代学术的分析研究，熔铸了他学术思考的底色。另一方面，他从西方学术获得的严格训练和深入研究，使得他具有崭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传统中国没有所谓“哲学”学科，有的是“经史子集”；而“哲学家”和“哲学史家”的区分，蕴含的是“中国哲学”如何在新的“哲学”范式中得以研究的历史性课题——这显然不是王国维一人所能够解答的。面对新旧历史的更替，中西学术的碰撞，如何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资源、研究方式和讨论语境中进行权衡和取舍，正是王国维在“治哲学”和“治哲学史”中游移不定的根本原因。他最终的选择是暂时悬搁“哲学”，进而转向“文学”。因此，《人间词话》的创作是王国维在中西方文化碰撞和两种学科范式交汇这一大的问题意识下，暂时悬搁“哲学”问题，转向“文学”研究的结果。正视王国维面对古今学科范式转换的困惑，是深入理解《人间词话》的创作心态、理解“境界说”背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