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大部分“时间银行”在实践层面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虽然出现了一些创新做法，但发展中仍然面临一系列认识、资源、技术、机制等问题（陈功，2019）。时间银行起初是以互助精神作为媒介传播，但归根结底时间银行不是慈善组织，而是为不同类型群体搭建的一个服务平台，在服务供给与服务需求之间发挥穿针引线的作用，提供的是有偿服务，我们必须用市场的逻辑而不是用公益的逻辑去运营时间银行（陈友华，2020）。
（一）政策法规缺失
体制机制和政策等外部力量较弱,是养老服务业发展困境短期内难以破解的外在原因（盛见，2020）。建立强制有效的法律机制是影响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可持续发展重要基石。学者纪春艳（2020）认为我国目前尚未有专门规范“时间银行”养老模式运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制约了其发展的可持续性。蔡婷婷，曹梅娟（2016）认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并制定相关的政策制度，在时间银行组织的合法性、模式运行中的经费保障机制、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双方以及时间银行组织的权利及义务、纠纷的处理程序等内容作出规定。法律可以保障机制的运行，但我国时间银行运行过程存在着法律盲区（王笑寒，2020），缺乏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明确的制度也进一步限制了我国时间银行的影响面（祁峰、高策，2018）。陈际华（2020）认为，由权威部门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实施条例，能够为“时间银行”的运行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以强大的公信力来消除“时间银行”参与者的顾虑和担忧。
（二）统筹管理难度大
我国时间银行以社区时间银行居多，社区来充当管理者（徐雅，2016），大多规模小、各自为政、彼此之间关联不大（张紫薇等，2016），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郑红等，2018），零散化、随意性，难以可持续发展的弊端制约着我国时间银行的发展。从国外实践来看，“时间银行”的统筹层次远远高于我国，比如英美两国的“时间银行”在全国有一个总行，各区的“时间银行”都要接受其的统一管理，当然各区可以根据本地的情况做相应的调整。（杨红艳，2019）。“时间银行”具有存储权益和获得服务之间的时间跨度大的特点（郭林，2019），因此建立与完善全国统筹的时间银行信息管理平台系统虽然难度不小但是十分必要的。
（三）“存”“取”“流”问题
谭樱芳（2015）认为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从时间的存储到转移再到提取的每一个环节都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时间银行早期存在计量、管理、通存通兑等发展难题（陈功，2001）。身为时间银行志愿者，所提供的服务在内容、强度、难度、复杂度等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务必要合理制定养老服务“时间银行”提供服务的项目及制定“养老服务标准时间换算表”（高和荣，2019）。徐雅（2016）也同样认为服务兑换规则是“时间银行”运行最为关键的核心问题, 对于不同类型的服务进行科学的计量和公平的兑换,是保证“时间银行”持续运行的关键。由于缺乏不同劳动之间的时间换算标准，长此以往容易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不利于时间银行的可持续发展（陈友华、施旖旎，2015）。杨帆（2019）将影响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排序，排在第一位的印象因素就是时间银行的通存通兑性。另外存储的时间能否全国范围内流转也是公众考虑参与与否的另一重要因素。
（四）服务水平较低
从我国时间银行发展实践来看，“时间银行”更多的是被当作是社区工作的一种手段,管理人员身兼多职，既要应对日常的社区工作, 还担任“时间银行”的管理工作, 导致工作人员无法专注于“时间银行”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升, 而其本身专业能力的欠缺也会制约“时间银行”的进一步发展（张文超，杨华磊，2019）。在服务效率方面，“时间银行”记录方式多样，标准难以统一（索浩宇，2019）。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对象多是社区高龄、失能、病残等需要长期照护的老人，面对此类高风险人群，深层次的、较高技能与专业要求的护理服务项目，而“时间银行”志愿服务人员多为社区中的低龄健康老人，可提供的项目多为简单的安全看护、生活照料、家政服务与精神慰藉，提供较为粗浅的关心和帮助，因此老人服务的质量不高或难以实现（许聪，2019）。此外，照护人员短缺的状况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缓解，必将成为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瓶颈。（黄海娜，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