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批判本质上是“不被统治的艺术”，是自愿反抗的艺术，并解除主体的屈从状态。这种批判是对康德启蒙的继承和延续，强调对当下及现实的反思，转向作为一种“思、言、行”态度的现代性，并将自身表现为一项任务。在《什么是启蒙？》中，福柯尤为推崇波德莱尔。
福柯指出，波德莱尔虽然将将现代性界定为“过渡、短暂、偶然”，但在波氏看来，存在某种永恒的东西，既不是在现在时刻之外，也不是在现在之后，而是在现在之中。正是在对永恒之物的捕捉中，体现出审慎从容和不易屈服的态度，促成了将现在“英雄化”的意志。福柯也希望面对现代生活能保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态度，不断地抗争，突破社会的规训。不仅如此，现代性还要与自身确立起一种关系形式。波德莱尔认为，现代性审慎从容的态度维系着苦行主义，从而将自己当做精心塑造的对象。福柯十分推崇波德莱尔笔下的丹蒂主义（dandysme），认为丹蒂通过苦行，将自己的身体、行为、感觉、情绪乃至生存本身，都变成一件艺术品，并努力创造自己、塑造自己。这就是福柯所概括的18世纪的启蒙，以及人们对于现代性的态度。由此可见，自我技术在福柯的批判哲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在《性经验史》第一卷到第二卷的转变中，这种自我的技术得以彰显，也是福柯试图走出权力理论和治理术的尝试。福柯在第二卷的开篇便将自己与此前的工作相区分：有关性的知识构成、规范性实践的权力系统和个体塑造成性主体的形式，这是性经验研究的三条主线，前两点已经在福柯关于医学、精神病学、惩罚的权力和规训的社会中探讨过了，因此，他将重点转向个体关注自身、解释自身、认识自身的实践，以及自我如何塑造成伦理主体。具体而言，福柯通过摆脱西方基督教的道德观念，上溯至古希腊、古罗马的自我实践和修行中，寻找这种性经验的伦理主体，并将之命名为“快感的享用”这一日常概念。在这一领域中，“性快感”（aphrodisia）是人的自然本性，人们也无法采取规范活动和立法行为来加以约束、定义，而是根据不同的需求、时刻和地位来调节快感享用的各种方式，这是一种积极的自由，一种自我的控制，一种主体性的塑造，从而达到一种生存美学（aesthetics of existence）。
不难看出，福柯对自由和主体性的诉求，孕育于对权力理论的反抗和修正中。实际上，在“不被统治的艺术”中，“统治”与“不被统治”始终相辅相成，这不同于斯科特叙述下的无政府主义山地人群对国家的逃避。法国史家韦纳（Paul Veyne）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他同时也是福柯的好友，对福柯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在对福柯文集《言与文》第四卷（Dits et Écrits IV, 1980-1988）的分析中，韦纳还原了自由和主体在福柯最后几年思想中的位置。韦纳认为，福柯虽然承认权力无处不在，但相应的，自由也因而无处不在。我们逃离不了权力关系，但我们也时时处处地改变着这些关系，因为权力是一种双边关系，它总是伴随着我们或多或少的抵抗，却是自由地达成同意的服从。福柯相信个体的自由，这种自由不是无限制空洞的自由，而是存在于具体的社会装置（apparatus）中，并将后者作为参照物，借以证明自身。韦纳谈到，福柯不是结构主义者，因为他对人之为主体深信不疑。当然，福柯所说的主体绝非主权主体、自动生效的主体、“自然的”主体，而是自由的主体，是一个主体化的构造过程。一方面，主体处于时代的话语和装置中，始终是时代之子，人不可能成为超越一切时间的主体；另一方面，主体也自我建构，通过个体自由的反作用，在自我的技术中形塑和创新。韦纳点破了福柯通过这种主体化的权力理论而走出主体哲学的尝试：“主体化的观念有助于消除形而上学，也有助于消除经验—先验的主权式主体。”换言之，福柯的批判哲学，这种“不被统治的艺术”，正是主体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中不断生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