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水”代表着逝去不返的时间；月盈或亏，普天之下,同享一轮月，“月”代表着空间。苏轼选择代表时间的“水”与代表空间的“月”，以两种意象为中心营造一种无限宽阔的空间和意境，从而展开关于人生问题的思考与探讨。他用变化的眼光使“变”与“不变”两种矛盾因素在《赤壁赋》中也在其思想中和谐共存。
事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并不能改变“水”与“月”代表的时空，可以改变的是观察与看待自然与世事的角度。若“自其变者而观之”，世间一切事物都处于无尽的变化中。于自然，四季轮回，花开花落；于人世，生老病死，是非彼此，“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没有谁能够逃脱事物总是处在永恒变化中的真理。人虽如蜉蝣于天地，如一粟于沧海，但人类个体面对大自然的状况与自然万物所处的状况并没有什么不同——天地亦“不能以一瞬”。既然万事万物都是无穷变化的，“莫若以明”[8]62处世即可。若“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物”与“我”所处之境仍然没有不同之处——“皆无尽”。于自然之物，“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于人世之“我”，“人生代代无穷已”，人类代代繁衍，生生不息，其中蕴含的无限可能性相较于“江月年年只相似”或许还“更胜一筹”。
文中苏子在与客对答中，客只站在一方，面对自然的不可把控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从而变得悲伤，苏子变化地站在了“变”与“不变”的两方去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既能看到自然之馈赠又能感受到其永恒。然而“变”与“不变”这一对矛盾要共存于苏轼的思想中，应是有一“物”予以统摄且对这样的矛盾因素进行调和的。究其思想根源，儒释道三家在其思想中相互消长，“随着生活遭遇的不同而交替使用。”林语堂先生曾说过，“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苏轼在任职期间，儒家思想占主要；而经历乌台诗案后的贬谪期间，则以佛老思想为主。后人多据此将其思想中统摄矛盾因素的“力量”归于庄子思想中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终而达到“身与物化”的境界。但苏轼的人生思想是驳杂的，将《赤壁赋》放在他同时期的作品中，可从他对儒家经典《周易》的阐释——《东坡易传》中找到答案。“昼夜之代谢，寒暑之往来，风雨之作止，未尝一日不变也。变而不失其常，晦而不失其明，杀而不害其生，岂非所谓一者长存而不变故耶？”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但《赤壁赋》中所论“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与“万物与我皆无尽”看似矛盾对立，二者背后却有“一者常存而不变”将二者统一起来以致“通二为一”的力量存在。月有阴晴圆缺，水则东流不返。于月而言，月亏之后会迎来月圆，月圆之后也会再度月亏；于水而言，水流逝去不返，但却源源不断。一切看似不变却又无时无刻都在变化，正如苏轼所论“始终相受，如环之无端”，这便是蕴含儒家经典思想的《周易》对苏轼的默然启发。如此，苏轼思想中统摄矛盾因素以至和谐存在的“力量”可视为儒释道三家思想合力而致的结果，使其在《赤壁赋》等著作当中构建起自己独具特色的进退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