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将道家学说作为自己的参照物来描述“中性之欲”的内涵，虽然中西文化存在一定鸿沟，其部分内容偏离了道家学说本身的出发点，但也在很大程度上揭开了“中性之欲”的神秘面纱。“中性之欲”反意义对立的聚合体，反断言式的言语活动，反强烈的意志，并走向一条将沉默作为能指，优雅完善的道路。那么这种“中性之欲”是否只是晚年巴特对于现实世界的一种消极逃避呢？对于这一疑问，“中性之欲”与道家学说做出了类似的回答。巴特在《中性》开头这样描述“中性”与“非此即彼”的区别：“非此即彼好像是对中性的滑稽模仿。非此即彼是断言性的，然而是反动的；中性是否定的，然而是积极的”。对于“中性之欲”的积极性我们需要从其反面进行理解，它之所以与现有的思考方式，甚至与言语活动相背离，其原因在于意义聚合体的长久存在恰恰是一种无生命的惰性，通过一种意志和权威让众人几乎没有任何反抗性地进行选择。“中性之欲”正是立足于此，它试图打开一个小孔，让长久被动的人们落入充满激情的思考与反叛之中，只是这次的反叛巴特没有选择最激烈的方式，而是在现实世界中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因此我们无能断言“中性之欲”是巴特丧失思考与批判意识的消极之举。
道家学说与“中性之欲”似乎有着同样的境遇，巴特称“人民中国，用默不作声查禁了道家”。道家学说在中国长期处于对儒家学说的补充地位，尤其到封建社会中后期，儒家学说因不断被统治者推崇至正统地位，道家学说几乎从未在中国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大众习惯于将其与儒家学说的对立称为“积极入世”与“消极出世”。与“中性之欲”类似，道家反对一味地积极进取，而是崇尚返归自然，不断回眸进行审视，也因此反对战争而主张以柔克刚。这样看来，与儒家所推崇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相比，道家似乎是在逃避对现实事物的摄取与对人生目标的争取，实则不然。首先，道家对于放缓锐意进取的行为而维护自然和谐的看法正是来自于更高层次的智慧，当儒家社会反复强调要走不断进取的人生道路时，道家学说对此进行善意提醒，只有进取之路上时时回头反思才不至于偏离原有的方向，否则就会造成自然与社会的不和谐状态。其次，在面对复杂社会时，儒家强调不断向前主动克服艰难困苦，而道家则强调“无为”、“大智如愚”等，这为人们提供了一条以柔克刚的应对之法。最后，儒家社会更多得立足于社会性群体活动，而道家则更关注个人的精神生活，通过一种超越的人生态度去指导人们更好地生活。与儒家学说和与擅长论辩的西方文化而言，道家学说与“中性之欲”显得更为轻盈而有力，这再次呼应了二者内涵中的相似之处，同时也可以用来解释巴特为什么用道家学说来对自身进行新的身体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