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媒体的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竞争，媒体从业人员要提高业务能力，努力成为全媒体、专家型人才。就报纸副刊来说，全国一些同行提出副刊编辑的学者化观点。所谓编辑的学者化，就是指既精通编辑业务又在某一专门领域有较深的学术造诣。
        副刊编辑学者化的提法，与传统的认识是不一致的。过去报纸副刊提倡编辑做“杂家”。杂家是个是是而非的概念，读书杂，思想杂，写作杂，什么都懂一点，杂则杂矣，“家”则不是自封的，需要社会的认可。社会上普遍认为编辑只是“裁缝”，替他人做嫁衣裳，并不认可编辑的“服装设计大师”地位。很多作者通过副刊成就了自己，而副刊编辑即使水平再高，却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裁缝”，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境地。
        提到副刊编辑的学者化，副刊人很容易联想起民国来。民国副刊编辑成“家”的很多，李大钊曾是《晨报》副刊编辑，储安平、胡也频编辑《中央日报》副刊，沈从文主编过《大公报》副刊，冯至主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特别是孙伏园，他接替李大钊编辑《晨报》副刊，人称“副刊大王”，曾发表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冰心的《寄小读者》、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等名篇佳作，还大量介绍西方文化科学著作及译者，在其主持下，晨报副刊实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处宣传阵地。
          民国报纸副刊产生了很多大家，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民国时期，中国处于新旧文化转换之交，报纸副刊是新旧思想斗争的载体，是思想、文化启蒙的主要场地。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及随后的五四运动，中国新旧文化碰撞、中西思想融合激荡，大批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当时诞生了中国著名的四大副刊，即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北京《晨报》的副刊和北京《京报》的副刊。 
       相比民国来说，今天的报纸副刊已经失去了启蒙的功能，知识遍地开花，特别是全媒体时代，人们接受思想、文化的媒介众多。副刊人中也产生过有名的文化学者、编辑家。人民日报副刊编辑李辉采访过全国大量的顶级文化名人，出版有《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传奇黄永玉》《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等传记与随笔集，还策划组织各大中文报纸副刊编辑、副刊作家编纂成大型丛书“副刊文丛”。
      但就全国范围来说，今天的报纸数量是民国的几何量级区别，更多的是地域性的报纸。地方报纸副刊人平台狭窄，想成为作者、读者口头上的“名编辑”很容易，但成为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层面上的名编辑则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