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时代环境和个人境遇的改变，昌耀写诗的审美直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敬文东教授将昌耀1985年创作的诗《斯人》视为里程碑式的作品，由此分出“斯人前”与“斯人后”两个时期。我是比较赞同这样的区分的。
“静极——谁的叹嘘？
密西西比河此刻风雨，在那边攀缘而走。
地球这壁，一人无语独坐。”
这篇仅有三行的诗作，如一道银白的闪电将昌耀原本顽石般坚固的诗歌写作模式劈开了一道裂缝，从地球这壁到密西西比河，张开一个极其宽广的维度，渗透进诗歌写作的更多可能性。如果说“斯人前”昌耀的美学观念体现为有特定气质的对象，并以对其表达平面化的悲壮感为价值原则；那“斯人后”昌耀的美学观念开始变换游移，有了与现实生活交锋的粗粝感与焦虑感。表现在“美的直觉”上的具体转变，是昌耀审美直觉的触角开始突破“风景”的框架，更加前移与下沉，戳破了那层分割出安全距离的窗户纸。
面对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社会改革的猛浪，以及国际社会环境的变动，自称是“政治动物”的诗人昌耀不能不受影响。1985年至1989年这段时间可以称为昌耀生命中的“淡季”，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诗歌写作与情感表达开始艰涩，这个不断加速快进的社会如推土机一般，推倒了他二十几年建构起来的宏大的抒情空间。他开始回归内心，走走停停，得以平静地观察大暑下高原山丘的对比色，像一位全身心沉浸于自然的人那样平缓内心的焦虑。1989年是关键的一年，那一年昌耀年轻的诗人朋友骆一禾过世了。从昌耀与骆一禾仅有的两封通信来看，昌耀对这位年轻的评论者对自己诗歌的解读与高度赞赏是认同和感激的，这是诗人与诗评者之间特殊的诗缘，但这份友谊刚刚萌芽，骆一禾年轻的生命就流逝了。这对在新的时代极为焦虑的昌耀来说，无疑是一次痛击。同年年底，昌耀与他的妻子杨尕三分居，开始了无家的状态。友情与亲情（包含爱情）的失意打破了这份“淡季”的安宁。同时，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也毫不留情地让诗人的写作出现断裂。在这场冲向21世纪大门的加速赛跑中，诗人选择自己惯有的原朴气质里的“慢与下沉”以对抗时代无情的“快与上升”。
在1989年底，昌耀开启了他在青海高原地区骑车旅行的计划，听候召唤，开始“赶路”，而目的地就是他曾经的流放地——日月山。格外有趣的是，那个时期昌耀同时也是一位摄影发烧友，他专门购置了一台珠江牌S-201手动相机成为他骑行途中的伴侣。在这场“赶路”中，昌耀是想捕捉、寻找到些什么的。在昌耀1989年底到1990年初的诗篇中，我们都能找到诗人“赶路”的身影。相较之前的诗，在这段时间的诗歌里诗人增添了更多个人化的东西，能在第一人称的视角下看到“我”的行为和体验。可以说，这场“赶路”是一次诗人对自我的追寻，一路上不断追问自己：“你懊丧了吗？你需要回头吗？”同时告诫自己：“冷静一点。再冷静一点好吗？”我们不能断言这场“赶路”让诗人寻找到了自我的定位或是价值判断，但是可以发现，从这时起，诗人喜欢上了“赶路”，不仅是在青海的高原上，也是在城市街道间。跨下脚踏车，戴上铲形便帽开始“从城市到城市的造访”。在诗人的笔下，开始出现这样的对象：“堆积鲜桃的水果市场”（《露天水果市场》），“风中一袭白色连衣裙”（《我见一空心人在风暴中扭打》），“乞讨的独脚男子、吹笛青年盲人、小男孩”（《地底如歌如哦三圣者》）……情感的失意，生活的困顿，甚至沦为一位无家可归的“大街看守”，因而像诗人喜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昌耀视线下移，关注社会中的底层人。张光昕先生认为昌耀在“斯人后”发生了一次认识论的断裂：从一位经验主义者变为一位怀疑主义者。他不再清楚辨认神圣使者的模样，而是疑问：“他是田父牧夫？是使徒浪子？是墨客佞臣？” 也不再坚持隐忍的意义，而是疑问：“而如果麻木又意味着终已无可支付？”诗人的直觉中开始带有一种“烘烤”意识，昌耀自认为是“这个社会的怪物、孤儿浪子、单恋的情人”（《烘烤》），像一匹跛行在荒漠的狼，濒死，渴饮，内心有一团地火在烘烤。生存的焦虑，精神状态的空虚压抑，“极端的自卑感萌生了别样的高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