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1985年的《我的诗学观》中，昌耀曾说过：“我更关心的是自己思维的触角是否老化？我更关心的是时间的创造：这，既是指现状，也饱含对历史的温习。我常常感慨美的内涵被时间充溢，总被时间超越，总被时间更换，总被时间……还魂。”想要解读昌耀的诗歌美学，必定离不开对他的时间意识的探析，而为了达到探析的目的我们首先需要了解昌耀是如何“温习历史”的。
（一）昌耀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
一个人的历史感，取决于他（她）是否能对历史状态做出是或非、善或恶、野蛮或文明的价值判断。陈超曾提出“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概念，“约略指诗人从个体的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个人的话语修辞方式，去处理具体的生存、历史、文化、语言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使我们的诗歌能在文学话语与历史话语，个人化的形式与宽广的人文关怀之间，建立起一种富于异质包容力的、彼此激发的能动关系”。这个概念指涉“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关联，“记忆”是这个关联中重要的桥梁。个人是怎样去记得历史，以什么理由去记得历史，都和他的历史意识相关。昌耀作为一位“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诗人，经历过中国社会的几次剧变：40年代末的社会剧变，50年代的朝鲜战争，50年代后期的“反右”，60-70年代中期的“文革”，70年代末-80年代的改革开放，80年代后中国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大转型。昌耀作为一位带有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成长于这样的时代社会，关注自然与关注社会历史之间没有全然分割的对立，它们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对个体感受的结论成为对社会的结论；对自然美的观察也必然会关涉到人类生活中的道德层面”。与那个年代的其他诗人（如西渡、臧棣、王家新）一样，昌耀也在诗歌写作中表达因“历史的剧烈错动”（国内和国际的）而带来的犹疑和反省。只不过，昌耀太抒情了，追求诗歌形式美的“包袱”让他不能直白地表达内心感受，他必须经过反复推敲后才曲折地表达。
历史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在中国诗人们的笔端发轫。西渡特别强调1989-1992年这个“90年代诗歌”的初级阶段，认为“这个阶段的写作一直是被遮蔽的”。 无疑，1989-1992年间剧烈的历史变动，震动着人们的写作方式、生活方式。对诗人们而言，无论是“朦胧诗派”还是“第三代诗”，他们都是在同一个维度里寻找面对历史与回答当下的方式。姜涛提醒我们的一个前提是值得注意的：“当激越的、宏大的历史已成过往，一个严肃的作者有必要在它漫长的投影中，在尚不确定的知识和情感状态中，重建自己的生活和写作。”
相比于被公认为昌耀代表作的《慈航》、《大山的囚徒》这些70年代“归来时期”的诗歌，我更重视他写于80年代之后的诗歌，其中饱含的历史意识冷静、智性、成熟。阅读《凶年逸稿——在饥馑的年代》（1980-1985）与《哈拉库图》（1989.10.9-24）这两首诗，我们可以看到昌耀历史意识于诗中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