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教师为抗战救亡大势所驱动，利用自身知识技能、专业特长，从抗战的需要出发，或者自主开办，或者与军队联办，或者政府部门合办为抗战服务的各类培训班，为抗战提供所需人才支持和培训服务。
（一）军事技术人员训练班
1938年3月，陆军交辎学校为训练机械化部队技术人员，借助长沙临时大学机械系扎实的学科基础和全国名列前茅的教师阵容，合作开办军事技术人员训练班。80名学员来自全国各大学机械系三四年级的学生，经培训班4—6个月的训练后，由交辎学校授予毕业证书，分发各部队充技术人员。
交辎学校技术人员训练班的主要教师来自西南联大的前身长沙临大。临大工学院机械系特委派陈继善教授、李宗海专任讲师和戴中孚教师，会同交辎学校技术教官共同办理训练事宜。他们的薪金仍由西南联大承担，住宿、膳食和交通等费用，由交辎学校承担。长沙临大将清华大学在长沙岳麓山左家陇新校址工场作为训练基地。
训练班的课程有汽车构造、内燃机及汽车理论、汽车设计及制图、机器设计原理。还有工厂管理、坦克车设计、枪炮学及其他军事学等“别项课目”。除此而外，又有毕业论文和汽车装配修理实习。临大的教师陈继善、戴中孚、李宗海承担汽车制造、汽车设计及制图、机器设计原理和汽车装配修理实习。
军事技术人员训练班地近长沙临大，工学院诸多专业与训练项目和课程性质相近，参加训练班学员以临大学生居多，“工学院二三四年级学生几全部参加交辎学校受训。并于受训后分赴各地工作”。长沙临大西迁昆明后，这项合作因为两地相隔遥远而没有续办。
（二）军事译员培训班
西南联大为军方培训译员，动念于1943年。是年，梅贻琦校长与滇西盟军司令长官美国同学在一次会上邂逅相逢。这位同学与他说：“我们在此地协同你们对日作战，最大的困难是语言，你回去可否搞些翻译来。”梅贻琦回校做了动员报告，号召同学们踊跃参加。结果并不理想，勉强凑足了包括教师子弟在内的四五十人，第一期译员训练班就这样开班了。军事译员培训班报名受阻，梅贻琦等并没有料到。其时联大学生“大部分人对征调抱有抵触情绪。大家原来都有个如意算盘，打算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到中学教书或到各机关、企事业单位任职。一纸征调令，打破了我们梦寐以求的设想。有的同学忍痛把辣椒面涂在肛门上，让痔疮复发，企求体检通不过，逃避征调”。各系德高望重的教授曾邀本系被征调的同学谈话，予以鼓励。梅贻琦还召开联大教授会，通过了“征调应届毕业男生全体入伍”的决定。参加训练班的学生所差的32个学分，打败日寇后不必返校补修，就算毕业了；不服从征调者开除学籍。于是，译员班人数猛增，先后征调了联大同学300多人。1939级学生许渊冲回忆说：译员训练班的“同学七十几个，联大占了大半，其他同学来自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乐山武汉大学、贵州浙江大学”。梅贻琦说：“三十年、三十一年，美志愿队来华及我军远征，均需要通译人员，联大学生之参加是项工作者，占全数之百分之二十二强。迨三十二年秋，盟军大量到华，通译人员需要陡增，联大更动员全体四年级学生，以应急需。”因军方对翻译人才需求量很大，译员培训班滚动开办，联大学生是绝对主力。
西南联大为译员训练班配置了重要的师资力量。按联大的规定，联大的教职员不得在外兼事，但为了支持和协助昆明译员训练班的教学工作，梅贻琦打破了这一规定，派吴泽霖教授出任班主任，樊昌际教授执掌教务，戴世光教授负责训导，毛鸿上校担任教官。主持英文训练或时事讲座等课程的教师，有马约翰、潘光旦、闻一多、冯友兰、华罗庚等数十人，都期复一期地承担着教学任务。“译员训练班工作的全班人马，都由联大员工包下来了。”虽然有一些是有报酬的服务，但“教员之自动参加帮忙训练者，达十余人”。 学员许渊冲回忆说：“老师都是联大教授，训练班和学校一样，没有什么离家之感。”大家感觉到训练班与联大学生生活别无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