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庄子的哲学体系中，庄子主要研究了人的精神如何达到绝对自由的问题，他继承老子的思想，得出以探讨“有”和“无”为基础命题的哲学构想。《庄子•知北游》第二十二篇中云：“有生于无”，又云：“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即认为万物生于形之上的“道”，由“无”而生“有”，“形”有“神”所生，“神”有“道”生，道是万物的根本。“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故有欲以观其徼……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这里的“名”与“形”处于一个层面，都属于物质的，是将被“道”生成的。“无”近于道，庄子认为“有生于无形”由道而来，在辩证关系中“神“的空无与玄虚，正与“道”相通。而“形”则依附在“神”之上，“形本生于精”形体由精神生发得来，“形”不可离了“神”而存在，相反“神”却可以游离出“形”，可以不受“形”的束缚。
庄子从道的本体论的立场出发，从一开始就明确了重神轻形的形神观，这以观点一直延续到西汉时期《淮南子》的“君形论”那里，《淮南子•说山训》中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亡焉。”[1]6 高诱注：“生气者，人形之君，规画人形，无有生气，故曰君形亡。” 这里的“君”就是指精神所在，后来很多学者认为顾恺之的形神观得益于《淮南子》，可见是有根据的，但总体观之，汉人观人的方法，根本还在于“骨相”，“汉代相人以筋骨”还未完全脱离对形的追求，这与汉代推进的黄老之术有关，道家的五行说使汉代形成了以五行推知体内，解骨相面的风气，王充《论衡•骨相篇》中就曾说到：“富贵之骨，不遇贫贱之苦，贫贱之相，不遭富贵之乐。”[2]112 说明汉代对骨相颇为重视，而在造型艺术的表现上，汉代则普遍呈现出朴拙，现实的造型特点。
魏晋时期，汉末政治的腐朽，频繁的战乱，个体自由的追求使得玄学思想得以滋长。名士尚玄，常常鄙薄形体，忘乎于形骸之外。魏初王弼从庄子的玄学思想中的“言意”之论中得到领悟，提出“得意忘形”的主张。《全晋文》中记述顾恺之曾为魏晋名士嵇康写的赞序中，有曰：“南海太守鲍靓，通灵土也，东海徐宁师之。宁夜闻室有琴声，怪其妙而问焉。靓曰：嵇叔夜。寍曰：嵇临命东市，何得在此？靓曰：叔夜迹尸终，而实尸解。” [3]303 顾恺之称赞了嵇康虽死然精神能超越于形骸之外，形尚可化灭，而神则可永存也，体现了庄子的“重德轻形”的思想，魏晋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嵇康等名士，为了躲避人世黑暗，
退隐山林，去追求自由精神和道德的完善，为所有有志之士所标榜，由此可见，顾恺之受魏晋玄学思想的的影响，形成重神轻形的形神观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一、“筌鱼之用”——顾恺之传神论基本立场的奠定
《庄子•外物篇》第二十六篇说:“荃（或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得鱼和兔，荃（或筌）和蹄者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一旦获得此物，便可舍弃两者，犹如言语本是为了表述意思的，如果意已明白，那言语就显得不重要了，便可以“得意忘言”。顾恺之从小在扬州长大。也正是此时扬州一带积聚着一批清谈领袖，王弼、嵇康、何晏等思想界的领袖人物将本无派的玄学推向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一时谈玄论道成为主流意识。王弼一开始就主张忘“形”得“神”，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所论述的言、象、意之间的关系时说：“夫象者, 出意者也。言者, 明象者也。尽易莫若象, 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 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 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 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 得象而忘言;象者, 所以存意, 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 得鱼而忘筌也。然则, 言者, 象之蹄也;象者, 意之筌也。是故, 存言者, 非得象者也;存象者, 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 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 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 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 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 得象在忘言。…… ”[4]609提出魏晋美学最为重要的主张“得意忘象”。这一思想正与引入《庄子》中的“得鱼忘筌”的概念，顾恺之生活在这样环境中不免受到玄学“本无”思想的熏陶。顾恺之的《魏晋胜流画赞》中写道：“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乘，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珠，不若悟对之通神也”[5]120。这句话中引用庄子得鱼忘筌来说明，形象图写的真正目的为写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