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阳明时期社会的急剧变革
王守仁，号阳明（1472-1529），其生活的时代正处于大明王朝的中期，阶级矛盾与社会矛盾日趋显著。宦官专权，贪污、贿赂的现象日趋严重。“刘瑾时天下三司官入觐，例索千金，甚至有四五千金者。科道出使归，例有重贿。……谨败后籍没之数，据王鏊笔记，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计谨窃柄不过六七年，而所积已如此。”宦官当权，朝政昏暗。“诸司官朝觐至京，畏谨虐焰，恐罹祸，各敛银赂之，每省至两万两往往贷于京师富豪，复往之日。”政治昏暗归结于人心丧失其良知，丧失儒学美德。
明代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正德以后，士风急转直下。例如松江的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则于平日同堂之友，谢去恐不速。里中虽有谈文论道之士，非唯厌见其面，亦且恶闻其名，而日遂奔走于门下者，皆言利之徒也。”“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盖綦隆矣。于是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则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诚哉！一时之三代也。……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正德之后，社会风气逐渐败坏，传统美德被抛之脑后。
(二)传统儒学的衰落
明王朝建立后，帝王进一步加强思想文化的钳制。“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高压的文化政策禁锢读书人的思想，阻碍文化向前发展。“太祖开国即树惨核之风，成祖篡立更肆淫虐之毒。继体诸君，变本加厉。……加以科举‘八股’，败坏人才。理学末流，束缚思想。诏狱廷杖，摧残士气。下则民不聊生，上则士鲜廉耻。”
“自程朱之说出，将圣人之言死死说定，学者但据此略加敷演，凑成八股，便取科第，而不知孔孟之书为何物矣。以此取士，而得天下之真才，其可得乎？呜呼！”朱熹在中国思想史界产生深远影响，但其烦琐支离的学风，开启八股文的大门，从而导致二百多年的因袭墨守，朱学的流弊已十分显著。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方案来为统治者服务，让社会重新回到正轨上来。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陈献章，王守仁始。”陈献章将“理”与“心”合为一体，冲击朱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至王阳明时期，心学形成完整的体系，取代理学的主导地位。
（三）佛教传入的影响
佛教自东汉传入以来，以快速的方式适应中国本土国情。明朝皇帝多借助佛教的力量来维护自身的统治。“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太祖朱元璋借助佛教的力量为大明朝的前期稳定奠定了基础。朱熹谈到心学时，“近闻陆子静言论风旨之一二，全是禅学，但变其名号。”虽有夸张，却可见佛学对心学的影响。“发展理学新领域，只有在佛教哲学大气氛的熏陶中才能形成。”可见佛教影响力。
“明代社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变体，必须从动态的角度深入地探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而王阳明所生活的时代恰恰被视为明代社会、文化变迁的分水岭。”“自正德以后明代社会的转型，体现在各个方面，诸如经济结构的转向，政治结构及政治氛围的变化，‘社会流动’的加速及其对等级制度的冲击”明代的社会与传统礼教等级社会相向而行，有识之士急需一种新的思想观点来将偏离传统儒家构建的社会拉回正轨。当务之急是恢复道德秩序，达到圣人的理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