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耕地撂荒严重
目前，耕地撂荒在我国普遍存在，在一些偏远的山村，更是连片的撂荒，原因有几个方面：
1、经济层面：
从事水稻种植，收入低下，而进城务工的收入较高，购买口粮的花费相比务工收入，微不住道。
2、法律法规层面：
《土地承包法》第四十二条 和 《土地承包法》第六十四条，只规定了土地流转后，经营者不能抛荒的情形，未规定家庭承包人不能抛荒。《土地管理法》第三十八条 规定了农用地转建设用地，禁止不施工而荒芜耕地的情形，也没有规定农户主动抛荒的法律后果。因此，对于承包人荒芜耕，没有惩治手段，没有法律后果，没有代价。
因此，耕地撂荒的问题，即是经济社会问题，也是法律法规的问题，当下的《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都不能均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二）耕地非农化、水田建房严重
当下的农村，一马平川之地所建新房，大都是在水田上建的，用地和建设手续齐全的寥寥无几。
《土地管理法》 第三十七条 第七十五条 规定耕地建房的法律后果，但是这两条法律并未得到很好的实施，中间产生了很多权力寻租、纪律作风腐败的问题。土地管理部门，历来都是容易滋生腐败案件之地，加之中国的人情世故社会，吏治和管控困难从从。
究其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土地承包法》过重的强调了承包人的权利，忽略了承包人的义务。分田到户，让农户形成意识障碍，农民会认为土地是国家分配给自己的，他人无权干涉。把承包权，当做了所有权来使用，村民之间各自在自己的田地上建房，互补干涉，形成了一种默契和共识，成为一种“软法”。
村民小组集体这一层形同虚设，管理缺失，在村民自治中，大多不能发挥自治的管理职能。拆除农民的违建是块硬骨头，会涉群体冲突、上访、拆后的民生和社会稳定的问题。同时，执法亦面临行政公平性的问题，一拆全拆，还是只拆典型个例，而且大多数水田建房是农民一辈子的收入，于心何忍，种种问题，困扰执法部门，执法部门也只能量力行事。
（三）农业产业化发展困难从从
中央实施乡村振兴的5个战略，首要就是产业振兴，实现农业产业振兴，保障粮食安全，需要规模化、市场化经营，需要投入资金、技术，需要连片的土地流转。
连片的农业土地流转是很困难的，这导致了广大农村的农业小而散、弱而乱，没有形成统一的产业运作，没有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后续的产业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更无从谈起。
土地的流转必须要经农户自愿，这样的制度设计，类似于房地产开发中的钉子户。个别农户的意愿，成为大面积土地流转能否成功的关键少数。其实这种矛盾，本来是可以通过土地置换来解决，但土地置换前提是，也是承包户自愿和同意。
在保障承包户利益的前提下，法律本应当赋予村集体，为产业发展和集体利益的需要，对承包地作出必要调整的权力。然而，依据《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八条 规定：仅在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下，规定了可以适当调整的情形。并没有赋予村集体为了发展经济，调成承包地的权力。
因此，保护农民权利的制度设计，不应只有“人地捆绑”这一种模式，如何在保障农民基本权利的基础上，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放宽流通机制，加速土地流转，让农村土地跑步进入市场经济，才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下文所探讨的“量地为股”“人股捆绑”才是破题之道。
（四）农田分配不均现象严重
1982年开始分田到户至今，已经历经40年，最初承包时的家庭和人口，已发生巨大的变化，有的家庭人丁兴旺，已经由几口人发展为几十口人，有的一脉单传，至今仍然是几口人。户口更是历经几代人分户，户口的数量大大增加，户口有迁出迁入，有外嫁女和上门女婿。有的村民通过继承获得了土地，有的则没有。
村民和镇村干部法律意识淡薄，一个农民过世后其土地往往发生土地的继承和争执，农民将土地作为自己个人的一种财产权利，按个人的喜好随意在家庭成员中进行分配。
但是，《土地承包法》的制度设计，承包土地的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只要家庭成员还在就不因一人的死亡而发生继承。
因此，农民随意继承和再分配土地，从根本上不符合耕者有其田、家庭承包的制度设计初衷，从根本上剥夺了一些家庭成员承包土地的权利。也造成了很多土地纠纷，和土地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再加上流转、互换、代耕等制度管理的不完善，使得土地权属问题盘根错节。
可以看到，新一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后，有的农民一人数十亩田，有的农民数十人一亩田，有的农民则无名无份。承包田分配已显现出极大的不均衡性。
自古以来，不忧寡而忧不均。然而遗憾的是，“使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长久不变”的国策,一直被误解误用，错过了多次进行适当的调整促使内部公平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