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存在性的研究
国外研究中货币政策和贷款之间的这种联系可以用两种机制来解释。首先，货币政策的变化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的，公开市场操作可以改变银行准备金的数量。紧缩的货币政策提高了银行必须在中央银行持有的法定准备金水平，这就限制了银行贷款的发放，因削弱了银行准备金的可用性（Kashyap and Stein，1995a；Walsh，2003）。其次，货币政策的实施改变了存款相对于其他资产的收益率，从而影响家庭持有存款的意愿（Kishan和Opiela，2000；Ehrmann，2003），进一步减少了银行可贷资金的机会。Kashyap(1993)以美国银行层面的微观数据实证角度证明了美国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性，发现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发放具有反向影响，而Ehrmann and Angeloni（2003）研究表明对于金融中介主要以银行为主且依赖性越高的经济体，其银行信贷渠道的作用更加突出。
而在国内的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贷款渠道理论研究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孙明华（2004）对我国货币政策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作实证分析发现我国货币政策主要由货币渠道发挥作用而非信贷渠道。假若货币渠道的衍生品视为信贷渠道，尽管中国存在金融摩擦即信贷渠道发挥作用的主要条件，信贷渠道的作用将随着货币渠道的不通畅而表现不显著（范小云，2010）。但大部分关于货币政策银行贷款渠道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证实银行信贷渠道为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王振山（2003）利用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银行信贷渠道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不完善，银行在金融中介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证实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性。相对于发达经济体，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金融摩擦程度高，利率和将信贷作为重要的中介目标，诸多研究均表明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性（姚余栋，2013;饶品贵，2013）。而张梦云（2016）更是银行信贷渠道两个假设条件出发，即从银行、企业外部融资市场失灵的角度，实证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依然效果明显，政策趋向紧缩状态时信贷供给收缩现象客观存在。说明银行贷款依然为我国实体经济融资的重要来源并起着关键作用，且银行贷款与非银行贷款来源之间并不能轻易被替代。
（二）银行微观特征对货币政策银行信贷渠道影响的研究
银行的微观特征可以认为是规模、资本化和流动性，当某银行的微观特征可以反映银行资产负债表特点，则银行微观特征将影响银行外部融资成本从而进一步银行贷款行为的差异。根据Kashyap(2000)和Kakes(1998)的说法，紧缩性货币政策导致利率的上升将伴随着大型银行贷款的下降幅度低于小型银行。因与小型银行相比，大型银行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水平较低(Kashyap and Stein,2000)，且大型银行的声誉更高，风险分散行为操作水平高所导致（Kishan and Opiela, 2000）。这将降低大型银行的外部融资成本或证券发行成本，从而增加外部资金的机会，因此，当货币政策受到冲击时，大型银行对政策利率变化的敏感性会低于小型银行，从而弱化银行信贷渠道。对于银行的资本化特征，因高资本化银行的信用风险较低，信用价值也较高（Pruteanu-Podpiera, 2007），货币政策冲击对资本化程度较高的银行贷款的影响要小于资本化程度较低的银行（Altunbas, 2009)。就流动性特征而言，银行流动性越高，货币政策冲击对其贷款的影响就越小。这是由于流动性较强的银行，表示其现金、流动资产和证券占总资产比例较高，而流动性高的银行将有更多机会利用流动资产抵消银行贷款的减少。因此，银行流动性越高，货币政策冲击对其贷款的影响就越小（Ghosh, 2006; Brissimis and Delis, 2009）。
但不同国家对于银行异质性对银行信贷渠道的影响结论并不相同，其效果具有国别差异（Maria and Sergion elt.2014），表现于不同国家的金融体系在制度安排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与特殊性（Ehrmann，2003），而某种制度安排上的差异性将有可能使外来投资者与银行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而银行规模、资本化程度、流动性水平等银行特征作为银行主要信息，则它们将不能决定外来投资者对银行违约的预期，即银行外部融资成本并不受其影响。如Topi(2001)以芬兰银行业进行研究，由于政府对银行具有隐性担保，即便资本充足率低，也难以出现破产情况，发现资本充足率并不能影响银行融资成本，即资本充足率并非能弱化银行信贷渠道。徐明东（2012）与仲娴雯(2015)研究表明银行对货币政策异质性反映最重要的因素为银行规模特征，大型银行的信贷供给行为易受资本充足率推动，而中小型银行更易受流动性特征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