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又称为著作权，是作品作者对其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等著作物享有某些特殊的权利。我国古代并没有系统完备的保护版权的制度成形, 近现代是以《大清著作权律》作为版权成文法时代的开端, 且是由于被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入侵这一遭际下被动开始，连“著作权”或“版权”的表达在古代的中国都是没有的 。
春秋战国到隋唐这一时期是版权保护之现出雏形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与百家为将自己身份或为与其他学派区别，会在其著作物上用学派创始人之姓名来署名，来表明此著作物的作者是他们并承担应有的责任。此种署名的方式类于现代版权中的署名权，可以看出古代文人已经对署名权的重要性有所认识并积极行使。从陈皇后千金买一篇长门赋可以看出，古人很早就有支付稿酬的习惯，版权在此有财产权的涵义；眉州人氏王称在南宋绍熙年间写了《东都事略》，目录页上声明“不许覆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古代版权保护的思想。柳励和认为中国古代的版权相关的保护不仅涉及到经济利益，还涉及到精神权益，在某些方面甚至接近现代版权保护的内涵。据史籍记载，公元835年，东川节度使一份奏请有关印刷历日之版权统归于中央，而民间及地方不可进行私印私卖的奏折，被唐文宗批准, 这是我国最早有关著作权保护的记载；而到了公元1009年，真宗皇帝颁布个体印刷者把其要出版的著作交给地方官府作出版前审查进行登记的敕令，可以说我国版权保护意识自唐代即有萌芽。宋朝印刷术出现后，出版审查制度开始登上舞台，虽有学者认为不能将其等同于版权制度的萌芽，因为版权是把著作物作为权利的对象且保护其财产性，而出版审查主要目的是防止国家专门把控的材料或异端之作被私人复制传播，是以维护皇权为目的，并未赋予作品以财产的属性，但不能否认的是，出版审查制度运行而衍生的副产品—获得出版许可的私人印刷者能够在要出版的著作中声明其已获得许可，与今日的版权制度存在高度相似之处，不宜将其排除在“萌芽”的含义之外。
（二）商标制度
商标是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就其生产、加工、拣选或经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就其提供的服务使用的, 用来区分商品或者服务的产地、来源等的, 是商品专用的标记。虽然中国古代未有完整系统的用于保护商标的成文法面世，古代的商标也并不含有现代商标的特点，但这并不等同于这些商标在当时不能得到保护。据史料记载, 最早两千多年前就有用布帛做的商店招牌的出现,当时名叫“旗”或“招”。至宋代，我国商标多种多样, 名牌、商号变多,有些商品的包装上印有标识, 购买者可同通过上面标注的地名辨认商品来源, 不光有文字记载且有实物留存至今。茶叶、服装、丝绸及医药等行业的生产者会在器物上做出标记，并公告他人不得使用相关标记，而要维系其商标的运行，古人会去去行会或者地方官府对其商标进行登记。历代法典出于限制某些与皇族或官府等权威相关的标记在民间使用的目的,制定颁布了诸多法令，比如意味着皇权的有五爪的龙不得随意使用, 并且禁止模仿由景德镇陶艺手工艺人及其他专门为皇家造器的手工艺者用过的标志。不过，仅仅是这些禁令并不象征着存在当时就已经存在较为专门化的规制商标的法规。
（三）专利权制度
专利是指发明创造，其受法律保护，而专利权是国家在一定时间段内向专利权人或专利权继受人授予的独占使用所发明创造的权利。而发明创造在中国古代应有之义是古人创造出来的具有创造性、智力性且可推动文明社会进程的凝结了人类智慧的产物。工商部在1912年12月颁布了《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这是我国第一部专利成文法，其具备现代专利法的基本原则的诸多因素；虽至清末我国都未建立专门的专利制度，但对于发明创造的保护确是早已有之。据古籍记载，古代有一世家研制出了“不龟手之药”，秘方被某国谋士斥巨资买走并用于配制成伤药给本国兵士将领使用，该谋士也因之立功而被封赏；由此可知，古时候已经有人产生了把发明创造看待成特殊财产可以加以利用的观念。古代民间在当时缺乏具有强制性的保护发明创造的法律规范的情况下，通过采取自发的某些方式保护自身权益，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同仁堂，其当时的草药生产者为了不让生产机密外传，采取只雇佣家族人员或者阉人的手段，或者通过今天大家所知的“祖传秘方”、“传男不传女”等方式，来保证生产程序的秘密性。而古代的政府也对民间采取的此类措施报以默许的态度，毫无疑问这对促进当时的科技进步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