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词，虽具有不同的文体特质，但在抒情和言志的精神走向上往往殊途同归。这与中国古典诗论的自觉引导有着重要关系，亦与中国文人前后相继所形成的创作观和传统密不可分。
（一）“诗言志”与“诗缘情”的分途而立
“诗言志”与“诗缘情”，是中国古代诗论中影响至为深远的两大源流。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明确指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其后，《毛诗序》在“诗言志”这个诗教观的基础上，又加入了“情”的概念，并进一步阐释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的“志”，与《尚书•尧典》所言之“志”，同指志意和怀抱。不同之处在于，《毛诗序》从“诗言志”的社会功能层面，切进了“情”这种作者创作的内在心理动机，正因为心中有情之勃发，才需要言语表现出来，言语表达得不尽兴，便有了嗟叹与歌咏，这就是诗歌产生的完整心理过程。更需要注意的是，在《毛诗序》中这段对诗歌产生机制的经典阐释中，“志”与“情”已密切地结合到一起，而决不是一对相对立的概念。
时至西晋，文学开始进入一个自觉的时代，陆机的《文赋》响亮地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诗缘情而绮靡。”意为：诗是由于情的推动而产生的，进而造成了其表现形式上的特点。从此，“诗缘情”把诗歌创作从“诗言志”的社会功能层面，推进到了“诗言情”的创作心理层面。然而，这也引发了后来学者的多样化阐释，但主要是把二者相对立的一种看法。如赖力行先生认为，“在陆机之前，儒家讲‘诗言志’，强调的是‘志于道’（《论语•述而》），诗歌被纳入言道、载道的轨道……陆机提出的‘诗缘情’，则首次将‘情’作为诗歌创作的动力和诗歌表现的内容，并且不再对诗人之情作任何政治和伦理的规定。”蒋寅先生也就此指出，“自从陆机《文赋》首倡‘诗缘情而绮靡’之说，‘缘情’就成为与‘言志’并峙的观念，被视为中国传统诗学观念的两个源头，同时也是两种诗歌本质观的代表”。蒋先生在探讨“诗缘情”的内涵时，引入了“感物”这个魏晋时期另一突出的概念，并做了大量细致的分析，认为：“由于作为写作冲动的感物概念的介入，言志和缘情就被清楚地区分开来：志作为欲表达的意向性内容，是内容的范畴；而情则是与动机相连的前在于表达的心理状态，是体验的范畴。志是明确的、定型的，情是模糊的、不定型的。情感因感物而从创作冲动产生伊始便同诗歌发生关系，再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表现论相结合，就使情感中心论的诗歌观念真正确立起来。”
简言之，“诗言志”与“诗缘情”，在中国的古典诗论与诗歌创作实践中，确已成为分途而立的两大旗帜。但笔者认为，二者在社会功能与心理动机的特定层面的对立，并非绝对，若从读者或受众层面来看，事实上，诗歌的“言志”与“缘情”，不仅不对立，甚至还呈现出合二为一的倾向。兹以初中语文所选《诗经》中的《关雎》和《蒹葭》为例，分析如后。
（二）情与志的合流——从《关雎》与《蒹葭》看古典诗歌的情、志关系
《关雎》和《蒹葭》，是《诗经》中最为人们所喜爱的两首诗歌，如果抛开先人基于儒家诗论的阐释，则其内在的情感和志意的确是相通的。从中学生的接受角度去看，这两首诗在表层上都表现为一种美好而执着的爱情，但若深入阐发其志意，则可发现，爱情的深层和实质仍然是一种理想，一种需要花费大力去追寻的理想。《关雎》是《诗经》的首篇，地位非常重要。该诗可以说是一首单相思之歌，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暗恋之情。其中最动人的，是那种“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的炽热又真挚的情怀。而《蒹葭》所写乃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美好感情，可谓最早的朦胧诗。《蒹葭》最主要的创作思维，即通篇运用了“兴”的手法，换言之即联想和想象。芦苇和露水，实则产生了一种很强的暗示作用，要趁着人生最美好的时候及时去追寻最美好的理想。这就是“兴”的作用，它会自然而然地启发和感染人。大片的芦苇荡，一般都生长在水边。水的另一方，即伊人的所在，非常自然的联想，也是“兴”的手法。此种朦胧的感情，隔着迂回曲折的水的距离，便使诗人产生了要顺流而下、逆流而上去寻访伊人的心愿，这其实可看作是一种“路漫漫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情志。这种情志，小而言之是男女之情，大而言之，可上升为对一切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的精神。
可以认为，从接受层面考虑，《关雎》和《蒹葭》所抒发的情感与志意实则是相通的，而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在最初阶段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特点。只有认识到，诗歌中的情与志的关系并非对立，而往往能合流交融，才能真正把握古典诗歌独一无二的精髓。中国古典诗歌的主流为抒情诗，但抒情与言志不仅无法分离和对立，事实上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是前人在分析古典诗歌中的情、志关系时被长期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