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印边境贸易往来历史悠久
边境贸易是国与国之间经贸交流的重要形式，早期是以边民互市贸易的形式存在，边民在指定的集市上交换生活、生产资料，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逐渐演变成了由政府统一协调规划的商品交易。
早在公元7世纪，西藏地区与印度已有贸易交往的史料记载。松赞干布在位时，吐蕃已和天竺、尼婆罗等南亚国家频繁地贸易往来，为了高效地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吐蕃王朝特设“言官”专门管理对外贸易。自明末开始，西藏与印度的贸易联系更加密切，1657年清朝设官管理贸易和防务，1793年清朝政府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西藏的法律制度，规定了西藏对外贸易的地点、时间和规模。
英国两次侵藏战争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以《中英会议蔵印条约》和《续订藏印条约》为主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亚东、帕里、普兰等地为口岸且不收税。中国西藏地区与印度的商品贸易往变得更为频繁，中印两国贸易额增长显著，亚东口岸的贸易总额在边贸交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自1890年后逐年增长，据英国官方统计，1899-1900年度亚东口岸的贸易额占总额比可达76%。英印政府利用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以廉价的日用工业品还走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和西藏珍贵物产及畜牧业产品，贸易关系严重不平衡。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占领滇缅公路，切断外界与中国物资交流的唯一通道，大部分药品、生活用品等援华物资通过亚东口岸从印度运入西藏地区，再转运至内地战场。
印度和中国相继独立后，中印两国于1954年签订了为期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首次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入协议，中印关系从此迈入了新的阶段，也为中印边境贸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贸易额自1954年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1959年中印边境小额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672万元，亚东口岸依旧是两国贸易往来的重要渠道。中印边贸繁荣发展的势头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由于中印关系的全面恶化被中断，1962年底印度全面封锁对华贸易，亚东、普兰等口岸的边贸市场随之关闭，1965年对印出口贸易额110万元人民币仅占当年进出口总额的25%，与1959年相比占比降低约27%，中国西藏地区与印度的边境贸易尤其出口贸易逐渐中断。
（二）中印边境贸易在曲折中发展
1976年中印恢复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正常化。1988年12月，印度总理拉·甘地访华，打破了中印关系长期僵持和胶着的状态，签署了《关于恢复边境贸易议定书》，标志着一度中断的中印边贸开始恢复和发展。1991年中国总理李鹏访印，中印两国于同年12月23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恢复边境贸易的备忘录》，开放中国西藏地区的普兰和印度北方邦比索拉加地区的贡吉作为边境贸易市场，将强拉山口（利普勒克）作为双方从事边境贸易的人员、货物和运输工具出入境的通道。1992年，两国签署了《关于海关规则、银行协议等边境贸易事宜议定书》和《关于边境贸易出入境手续议定书》，普兰边贸市场正式开通，恢复了中断了30年的中印边贸往来。
1993年9月7日，中印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什布奇拉山口两侧扩大边境贸易的议定书》，决定在中国西藏地区扎达县的久巴和印度喜马偕尔邦金瑙尔县的南加建立边贸市场，什布奇拉山口将作为新增加的供从事边境贸易的人员、货物和交通工具出入的山口，以便进行商品交换和交通运输。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中国多位领导人与瓦杰帕伊举行会晤、会谈，中印两国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扩大边境贸易的备忘录》，强调中印经贸合作在双边关系发展中发挥这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两国达成合意，指定中国西藏地区的仁青岗和印度锡金邦的昌古为边境贸易市场，乃堆拉作为供双方从事边境贸易的人员、交通工具和货物出入的山口。2005年4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出访印度，中印签署了《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为中印边境贸易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同年，中国正式批准西藏在亚东建设边贸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