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零年；从沿海至内陆；从文学与革命的最初萌芽至经历蜕变，达到创作高峰。丁玲在这十余年间所观，所闻，所想，均能从她在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品中一探究竟，丁玲的作品好像有一条细而韧的丝线串联着，这条丝线也在暗示着她的生活轨迹。《阿毛姑娘》与《我在霞村的时候》，一个写于一九二八年的杭州，一个写于一九四零年的陕北。然而这两部作品的间距，不仅体现在写作时间与地点上，更表现在主体与环境、现实间的冲突挣扎中，也进一步对应着丁玲在不同时期对待革命的情感变化，个人与自身信念、与他者、与社会间的复杂关系。
《阿毛姑娘》讲述了一个从荒凉的山谷嫁到城郊的女孩，在与乡村格格不入的城市“风景”的刺激下，从未知懵懂到好用思虑，在“世上有真正的幸福吗？”这一问题面前，发现自己所贪恋的不堪一击，最终选择走向死亡。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阿毛的死亡究竟该归罪于谁？是为阿毛择婆家却没有告诉她婚嫁意义的娘家人吗？是娶了阿毛却不解情爱的小二吗？是那一场开启了阿毛心智的城市旅行吗？还是那些衣饰鲜艳，举止高雅，谈情说爱的“入侵”乡村的城市人呢？还是那些不能够与阿毛产生共情，让阿毛成为独特一个的庸庸民众？还是那本处同一地位却飞上枝头的三姐呢？还是那有了心事、启发了欲望的阿毛呢？这些原因似乎都有存在的意义，而这些本来就存在的事情，为什么仅成为阿毛悲剧的推手，同样是农村年轻女性的阿招嫂与大嫂，为何没有相似的感知呢？也许，正是因为阿毛的自我意识觉醒萌芽，才让她与旁人不同，才使得她无法为旁人所理解，在孤独中死去。在我看来，阿毛就像嫁人的翠翠，生活在乡村的莎菲，又像中国的包法利夫人。在没有出嫁前，她生活在近乎与世隔绝的荒凉山谷中，生活单一且乏味，没有年龄相近的姐妹，缺乏母亲的教导而不知情事，像翠翠一样，张着纯净无暇的眼睛，好奇又胆怯地张望陌生的世界，嫁到城郊，在与旁人的交往中，慢慢在空白的脑海中构筑起心中的城市，在一连串的新鲜事物的刺激下——进城旅行，城市的情侣成为她的邻居，她心中的幻想变得更具体可感，不断促使那未经指引，自发生成的欲望滋生疯长。阿毛在懂得“什么东西来把把同样的人分成许多阶级”这一现实后，她变得敏感，绝望于现实又不甘沉沦，最终走向自我毁灭——像包法利夫人的结局，被欲望吞噬而无力自救，最终选择自杀。正如丁玲后来所说，向莎菲“这种类型的人物，从我后来的作品中，还是找得到他们的痕迹。”阿毛虽然是农村姑娘，但她的性格里有莎菲的一面，有丁玲的一面——飞蛾扑火，甚至引火上身也无所畏惧。
《我在霞村的时候》同样讲述了一个生活在农村的与众不同的女孩贞贞的故事。这是一个充满了悲情却又带着希望的复杂故事，贞贞因为抗拒父母指婚而想做姑姑，却被日本人掳走，本来应当成为被众人同情对象的贞贞，却因为没有如旁人所料想的悲愤羞耻，反而选择了一条新的生路，反转了受害者身份，所以他们“嫌厌她，鄙视她，”冷眼以待。难道受害者就一定要谦卑、恭顺、一辈子活在痛苦中才符合旁人的评判标准吗？才能获取怜惜吗？贞贞不这样认为，丁玲也不这样认为。贞贞是被丁玲偏爱的角色，丁玲在小说中就借“我”之口赞美贞贞说：“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又有明朗性格的人；而且她就正是这样。”也“更寂寞，更傲岸，更强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