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情节的结构方式与陌生化情节的建构特点是小说能够引人入胜，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关键法宝。出生于世纪之交的这批东北籍的80后作家，以自身经验作为重工业时代成长起来的子一代为言说对象，以悬疑叙述小说情节作为小说张力的建构法宝，以90年代东北地区重工业转型的各方面表现作为统摄小说大的历史背景。通过非常态化的小说叙述风格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眼前一亮，并使读者能够置身于小说所建构的情节当中去，与工人阶级和普通的社会底层人物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也是这批青年作家流行于当代文坛的意义与价值。不仅作为历史事件的合法叙事者拼接、剪辑故事，而且也为当下处于迷茫期的子一代提供救赎的希望，也为更多的读者或伤痕个体撩开下岗事件那段艰难岁月的历史浮萍。因此，他们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叙事学意义上的忧患叙事者。有学者曾指出：“忧患的叙述者内心深处积淀着历史的记忆。生活本不该这样，今天才是合理的现实成为记忆的参照。忧患的叙述者以一种人道主义的哀悯审视自己的故事。爱、善心、同情心在黑暗的年代里是人性闪光的灯火，是受苦受难者的福音。忧患的叙述者在反思历史。反思实际是时代精神寻求超越的特征。”⑥由此看来，对于小说的研究与分析来说，小说的情节建构与环境设置是不可被忽视的重要线索。
在小说《生吞》之中，作者所设计的悬疑情节就是人们对“33号鬼楼”的想象。当下岗浪潮席卷了工人阶级群体以后，虽然出现了很多社会的边缘人和游荡者，正游离于人鬼殊途的灰色地带，就像郑执《生吞》中所描述的那样：“到了半夜，“鬼”到处乱跑，大喊大叫，还有过失足坠楼摔死的，更邪了。33号楼终于符合外人的想象，鬼楼的帽子算扣实了。在这种地方住上十年，自己是人是鬼都分不清了。”⑦而包括花季少女黄姝在内的部分女性就是在“33号鬼楼”中被抛尸杀害的，不禁让读者脊背发凉。但社会上还是存在着正义的守护者冯国金。相隔十年，相同的鬼楼案件让冯国金有了寻找真相的正义与勇气。小说通过冯国金对鬼楼案件的调查，一步一步的找到案件的关联者，在这一过程之中，他不仅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警察身份，为黄姝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作为父亲的角色，为黄姝的遭遇感到痛彻心扉，因为自己的女儿是黄姝的同学，换言之，也同样面对着不知何时会发生的危险；同时做为同事，他更是小邓、施圆、刘平等人的领导，在哀痛惋惜小邓的离去之余强化了对正义的坚守。在彼时的90年代，东北地区重工业渐趋衰败，下岗浪潮在顷刻间席卷了工人阶级本应该富足的生活，很多工厂不堪重负经济效益迅速下降，工厂接连倒闭，最终被废弃了。很多工人在遭遇下岗之后妻离子散，居无定所，游荡在这些废弃的工厂和写字楼之中，正如学者王德威曾指出的“这些人物浮游于社会底层，从任何的角度说，他们是畸零人、失败者、犯罪者、重症病人，或根本就是无赖。⑧而这些废弃的建筑们作为无声的客体，在为工业的繁荣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之后，悄无声息的退场，并在工业转型过后也被迫改变了自身的工业使命，昔日辉煌是的为共和国的重工业发展贡献力量的工厂如今也变成了带给人们无尽恐惧的“鬼楼”。那么，工人阶级本身的命运隐喻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而在小说《仙症》中，作者设计了王战团指挥“刺猬”过马路和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大姑父王战团吃“刺猬肉”的魔幻现实主义情节建构。那么，刺猬在郑执的小说创作中究竟代表着怎样的意图呢？一方面，小说中的“刺猬”意象具有回应小说篇名的效果。当然作者这种小说设计意图带有一定的复杂性，并且暗喻着一定的小说情感取向与价值观念。刺猬作为白仙家一直以来是东北地区传统封建文化的代表之一，很多东北人信奉着这一传统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东北民俗中萨满文化留给后代人的信仰。萨满在族群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承担着特殊的使命，萨满文化是浸透在东北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存在，甚至说是一种巫文化也不为过，即使时代发展到今天仍是一种民间存在。写东北的故事不可能没有萨满一节，作为一种特殊精神力量的存在，萨满对文学的介入更可以给作品赋予精神上的魅力，多了一些庄严，多了一些诗性和灵性，多了一些敬畏和神秘。⑨因此，“刺猬”也成为了结构《仙症》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另一方面，“刺猬”也正是大姑父王战团作为“疯人形象”与家中其他人“正常人形象”之间勾连的纽带，也是家中正常人开始对王战团进行身体和心理折磨的中间媒介。小说中的叙述者“我”认为大姑父是一个正常且有思想的人。不过当大姑父在服兵役期间因“疯病”发作几次后，家里人为其找来了赵老师，在小说叙事者“我”的眼中，赵老师给王战团看病不叫看病，叫看事儿。赵老师让大姑请白仙家并供奉，说来奇怪，大姑父的疯病也一天一天的见好，但腿上不知为何却又生出疥疮来，王战团听说刺猬肉能够治愈疥疮，在一次郊游的过程中，王战团身手敏捷的抓到已不知是“刺猬”还是鸡的动物，并烤着吃掉。也正如此，大姑父王战团作为社会上的底层边缘人，也做为家庭中可有可无的一份子，开始经历着身体与心灵上合情合理的双重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