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传统上重视血缘，宗族门第观念极其深厚，因而大多聚族而居，宗族由此产生。宗族在其演化过程中，占有大量生产资料，逐渐获得政治与经济上的特权，形成了门阀士族。因之而产生的门阀制度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关于门阀制度的研究，学术界唐长孺、王仲荦等早有精辟论述。比如唐长孺在《南朝士族的衰落》讲述了南朝士族衰落的种种表现和原因。最终他认为：“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盛衰与门阀的兴衰有密切的联系。”宁志新、朱绍华在《门阀士族的衰落与衰亡原因》一文中也讲述了门阀士族衰落的方面及其衰亡的五个主要原因，文中提到“门阀士族的衰亡，其实是包括两个方面：门阀制度的衰亡和门阀观念的衰亡。”也有学者研究士族的文化，比如李爱琴的《门阀士族的文化特质与寒人的兴起》。其认为门阀士族崇尚玄学，寒人掌握的文化知识更偏向实用，从而寒人势力得以兴起。也有一部分学者探究门阀士族的形成，汪征鲁、郑达炘的《论魏晋南朝门阀士族的形成》中对门阀士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作简要论述以探讨其形成的历史根源。
六朝论地位，只论士族与寒门。陶渊明诗歌的历史地位与门阀制度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生于晋宋之交的陶渊明，因其庶族寒门的地位，在整个南朝的诗坛上，更像是养在深渊里的珍珠，在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里悄无声息地散发着属于自己的光芒。钟嵘撰“百代诗话之祖”的《诗品》，仅把陶渊明的诗列为中品。南朝梁萧统主持编纂的《昭明文选》中，收录的陶诗远不及与陶渊明同时代的谢灵运。
多年来，众多学者、批评家对陶诗在《诗品》中被列为中品“鸣不平”，并不断撰文探讨陶诗品第问题。比如史子祎的论文《<诗品>中陶渊明之品第问题再探》，他认为钟嵘对诗人诗文的品第划分，自有他评判的一套标准。他认为钟嵘是把《国风》与《楚辞》确立为两大诗歌源头，采用了“推源溯流”方式进行诗人品第的品评。陶渊明诗的源流出于《国风》与《楚辞》又横跨这两个源流。另外钟嵘诗歌审美标准是“风力”与“丹彩”。因此得出结论要探讨陶渊明诗在《诗品》中的品第问题要以钟嵘的审美标准去看待陶诗，而不是单单从今人的角度和审美标准出发，要将陶诗置于钟嵘构建的体系中去审视和分析。 一些学者将陶渊明与同时代的谢灵运相比较，比如谭琳的《陶渊明“田园诗”与谢灵运“山水诗”比较，从诗歌语言、景物描写和作者的创作心态三个不同的方面比较陶渊明的田园诗与谢灵运的山水诗，显出的自然本色。江立中的《论陶渊明与谢灵运的历史地位》，此文认为陶的田园诗与谢的山水诗具有时代必然性，然影响有差异，并探究了造成差异的原因。另有一些学者专注研究陶渊明独特的生活情趣。比如程兴丽、许松：《从陶渊明的诗歌看门阀政治下庶族独特的生活情趣》，从清新质朴的农家乐、躬耕生活、咏贫、家风诗四个方面，塑造了反叛与超越的陶渊明形象。
在这些有关陶渊明的研究中，不少学者提到了陶渊明与其同时代的谢灵运就当时而言，影响有差异，并认为门阀制度是造成影响差异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然前人或是简要提到，或是作为时代背景介绍，少有专门研究门阀制度与陶渊明诗歌历史地位之间的关系。本文旨在以时间为线索，探究门阀制度在晋宋之交、南朝后期、隋唐后这三个历史阶段对陶渊明诗歌历史地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