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社会动荡不安，永嘉南渡后，士大夫把清谈之风带到了江南。士大夫为避乱，自研玄学，到东晋时，佛教盛行，玄学与佛理结合，诗人多用诗歌为表现形式叙说玄理。自西晋末到整个东晋，诗坛被玄言诗笼罩，整整一个世纪，晋代文学成就都不高。晋宋之交的文坛有两位杰出的诗人，驱散了玄言诗的阴霾，给如荒漠般的文坛注入了生机。这两位诗人便是被杜甫称为“陶谢手”的陶渊明与谢灵运。
陶渊明比谢灵运早逝六年，两者当属于同时代的人物。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派，陶渊明被认为是魏晋古朴诗歌的集大成者，开创了田园诗派，在文学史上都具有深远意义。但是今人来看，就作品而言，无论是艺术成就、思想感情还是意境，谢灵运都是远远比不上陶渊明的。可事实是，在整个晋宋之交，很少有人提起陶渊明。即使是作为陶渊明好友的颜延之在陶死后为其作《陶徵士诔》，高度赞扬的也只是陶渊明的人格，对于他的诗文，仅一句“文取指达。”所谓指达者，就是表达清楚的意思，可以说评价极低了。这是社会风气使然，更是因为门阀制度下二人的社会地位差异。
谢灵运生于陈郡谢氏，即使是在士族中也属高门。谢灵运的祖上出过谢安和谢玄两位大人物，谢安与琅琊王氏之王导、名士王羲之私交甚密，担任东晋宰相期间指挥过淝水之战，谢玄为谢安之侄，在淝水之战中担任前锋大败前秦苻坚。谢灵运是谢玄之孙，出身名门，奈何当时统治者刘裕出身寒门，依靠领兵打仗建立统治政权，采取了一些压制士族的政策。谢灵运壮志难酬只得纵情山水。尽管仕途不顺，但因为出身士族，六朝文坛又重出身，谢灵运是当然的名士。他始终生活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一举一动都有人追捧。《宋书·谢灵运传》有言：“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 
比之谢灵运，陶渊明就不同了，曾祖陶侃虽曾官至大司马，但是到陶渊明时已经家境败落。他的好友颜延之形容他是“少而贫苦，居无仆妾”。他自己在《归去来兮辞》中也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己。”其实假若家境未曾败落，出自武陵夷的陶家也是不为上流社会所接纳的。即使陶渊明再如何参加当时的社会活动，也摆脱不了“溪狗家族”的称号。更何况他本人还是个“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隐士。这时候的陶渊明就只能“常著文章以自娱，颇示己志。”诗再好也只能自娱，自然不会有谢灵运“名动京师”般的盛况的。
有人用“生不逢时，死而后显”来解释陶渊明的作品不为晋宋之交文坛接受的原因，其实不然，非是陶渊明的作品不被当时文人接受，而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排斥出身庶族的诗人而已。门阀制度在晋宋之交压制着出身庶族的诗人，被压制的自然不止陶渊明一个人。鲍照《拟行路难》18首抒发了其对门阀制度的不满，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庶族寒门的生活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