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对，亦称次对、轮对，是宋代重要的奏对形式之一，其制度可溯源至唐五代时期。学界以往对转对制度的研究，主要是就制度源流、基本内容、施行效果等问题进行讨论[ 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第三章——“中央决策体制”，人民出版社，1996年。平田茂树：《宋代政治结构试论——以“对”和“议”为线索》，收入《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1—189页。王化雨：《宋代君主信息渠道研究》第三章——“奏对活动与宋朝君臣交流：以经筵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宋代视朝活动探研：以时间和班次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第14辑，2013年。徐东升：《从转对、次对到轮对——宋代官员轮流奏对制度析论》，，《厦门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45—51页。陈晔：《北宋政情、政风下的转对制》，《史学月刊》，2010年第11期，第40—50页。]。不过，就其本质而论，宋代的转对不仅仅是一种沟通君臣、获取信息的途径，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益，需要根据身份等级的差异，作出相应的分配[ 王化雨：《宋代视朝活动探研：以时间和班次为中心》：“上殿奏事，也是一种政治权益，故需根据身份差异作出不同分配。”第9页。]。而这种暗藏着等级刚性的分配方式，既关系到转对在奏对体系之中的地位，也影响着其实际效用的发挥。基于此，本文着重从等级安排的角度出发，以北宋为考察时段，尝试讨论元丰前后转对官范畴的实际变化，以及转对不同于其他奏对形式的一些特殊之处。

一、从等级安排的角度认识转对

在宋代，上殿奏对也属于一项政治权益，奏对的方式、上殿的频度、议事的时间、交流的深度，这些形式与内容的背后，往往都牵涉到对不同等级群体的权益分配。
“官与差遣的分离”，是宋代设官分职的突出特征，这一特征致使抽离职事与实有职掌的官、职、差遣三者共同纳入到等级体系之中，从而促成了宋代官员“一体多元复合性”的身份构成。此时，就“纵向”的高下等级而言，形成了“宰执”、“侍从”、“庶官”三个跨越序列、层次区隔的身份等级，官员的待遇安排与此密切相关，上殿奏对亦是如此。其中，宰执、侍从、庶官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日常性的奏对活动：①宰执，以二府臣僚为主体，拥有最靠前、最稳定的上殿班次；②侍从，拥有以时、非时请对的上殿资格[ 《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之一：“大两省以上领务京师，若有公事，许时请对”。]；③庶官，相比于主动性较强的前两者，庶官群体则主要是以被动轮次的方式参与转对。
另一方面，上殿奏对的具体安排在依从于身份等级的同时，也不得不顾及到权力结构，这正是由奏对活动的务实性所决定的。视朝之日，前殿与后殿比较固定的上殿班次，一般都是以实职、实权为核心，如前殿的二府、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几个班次，地方官员的见谢辞奏事；后殿的军头引见司、三班院、审官院、流内铨、刑部等班次。此外，还有一类官员，是凭籍其职任的特殊性得以优先上殿——台谏、史官，拥有直前奏事的资格，即直牒閤门求对，不必通过宰相的奏请。以此观之，作为一种权益分配，上殿奏对的安排实际上是身份等级与权力结构的双重叠加、紧密配合，更确切地说，是由身份等级（刚性）决定着奏对的主要方式，实职实权（弹性）决定着上殿班次的先后，二者各有分工，缺一不可，诚所谓“在制度弹性中暗藏了等级刚性，在形式平等下营造了事实不平等”[ 王化雨：《宋代视朝活动探研：以时间和班次为中心》，第9页。]。不过，当“身份”与“职权”两种取向不能够兼顾的情形下，为了确保务实性，优先原则往往会向职权一侧倾斜，如侍从以下台谏、史官，即逐渐跳脱出身份等级的“窠臼”，纷纷以职事“直前”请对。
也就是说，轮次转对是一种以“身份等级”为基本取向的奏对方式，这与“献纳论思”的侍从请对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不仅如此，转对与请对的奏事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共通性，二者多是议论时政、指陈阙失，有别于主要以公事、职事上殿的行政部门、台谏。然而，转对与请对的奏对频度、实际效果却也相距甚远，侍从以上频频地上殿奏事，与之相对，轮次转对则频度较低、覆盖面广，难以长期持续，这不免造成了转对在奏对体系之中略显“边缘”、乃至“尴尬”的地位。但事实上，无论奏对的成效如何，转对始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奏对方式，因为在其背后系结着等级群体不可剥夺的政治权益。

二、北宋前期的转对官：从重视本官到优先差遣

考察转对官的具体范畴，将有助于把握实际获取转对这一政治权益的官僚群体。在北宋前期，转对一般是与五日大起居、月朔入閤两种频度不同的朝参形式相接轨。不过，基于入閤的“虚仪化”程度颇高，且不长期行用，此时的转对主要依托于五日大起居得以存在。宋初，建隆三年（962）二月二十二日，太祖下诏曰：
今后每遇内殿起居，应在朝文班朝臣及翰林学士等以次转对，即须指陈时政阙失，明举朝廷急务。或有刑狱冤滥，百姓疾苦，并听采访以闻。……如有事干要切，即许非时上章，不必须候轮次。[ 《宋会要辑稿》职官六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