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在进行人物叙述的过程中，将个人与政治、社会构建成了一个基本道德叙述场域，个人作为基本单位，在活动过程中都时刻与整个道德场相关联。小说构成的道德场域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即在此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道德的失准与政治伦理的失序成为了一个突出标志。这种混乱也势必为政治与道德的“众生喧哗”埋下了伏笔，作为官方话语的实行者与质疑者存在的民间个体话语陷入了伦理失序后的迷宫，文本中个体的言说便成为了官方伦理存在的问题的一种镜像，反观小说中以周克文为代表的传统“士绅”的道德灭亡以及以周立功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的伦理病态，二者的道德行为与人生结局无不透露出特殊时期新的道德标准与秩序在转向过程中的分裂与冲突。在整个叙述场域中暴露出的中国近现代化中存在的伦理失度问题，这种伦理的失度是借助着灾荒的爆发，再由个体理想破灭后的伦理困境所凸显出来的，以周克文为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卫道者的死亡，和以周立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病态化，这些都是集体生活中伦理崩塌下的衍生物。人是道德的主体与实践载体，同时人的行为系统构成了社会关系的符号，道德的意义在于协调各种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在道德规范中得以实现。这种规约下的社会关系使得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便有了相对应的权利与义务的产生，而在权利与义务下的社会共同体中，政府、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处在社会公约下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规范当中，灾害的发生势必会将个人的生存处境推向极致，同时也会撼动这种自然或人为形成的社会共同体，而遭受灭顶之灾的生存本能必然将这一社会共同体中原先存在的正义失度暴露得淋漓尽致。周克文、周立功二者所影射的社会道德伦理问题、社会政治伦理问题不言而喻，而灾荒的后果在人为的干预下减轻或加重，所产生的效应就不再仅仅局限于自然，随之上升为一种现实社会事件，灾害本身只是一种表征，更深层次的是灾害背后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混乱与暗藏其中的伦理失度。个体道德中的无私与自私、高尚与卑劣以及光明与黑暗既是社会伦理的显性特征，又会对其中的社会关系和伦理秩序产生相当的影响。
（一）管理失度下的政治伦理空白
小说中的灾荒发生在民初时期的陕西，在描写灾荒的过程中，作者花了大段篇幅对当局政府的内战进行了叙述，而灾荒与内战的同时进行一边填补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空白：通过内战一事告诉了读者灾荒发生中政府在做什么；一边又给读者造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空白：在灾荒发生中政府对灾荒中的人民又做了什么。反观周立功，其乡村建设行为更像是在一个小型的社会共同体中进行政治性活动的镜像，而他的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后期的病态化转变则是政治病态的隐喻，周立功在《申报》上刊登抨击民国初期的陕西政府只是一个契机，但等待他的却是政府的无正义行为。周立功的文章并没有对当局政府产生了一定的警诫作用并且政府不具有一定的行动力，那么灾荒在缺乏政府救济的情况下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这种政权下造成的有志青年的病态化，以致于知识分子无法担任起启蒙者这一身份且最终走向了自身的伦理灭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统治政局的民国政府最终走向命运终结的重要表征，民国政府在内战道路上愈行愈远，对人民的基本责任与维持正义的能力逐渐丧失，必将使其无法担任起统治者的身份，最终走上自身的政治伦理的灭亡，从而导致民国政府领导下的社会共同体的瓦解。“灾害的突发或持续打破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个人生活，以恢复秩序、尊重生命为目的的救助行为是应对灾害的有效举措。政府和社会组织的集体性救助，体现出对社会责任的担当。”而小说中造成政治空白的原因正是由于民国政府缺乏这种灾害下政府应有的责任意识以及正义感。灾荒中的政府救济行为是维护社会公平的体现，与基本社会道义不谋而合，个体性的互相救助则是对生命平等以及社会正义的尊重。在文中多次提及到了自发性的民间救济等一些行为，与之相对应的是陕西内战的火热，比如在灾荒持续很久造成百万人死亡之际，以周克文为代表的民间大户进行的集体救济活动；同时作者又利用了大段的篇幅描述了政府的内战行为，比如宗哲元为保证内战时期的粮草充足，公然发话：宁叫陕人死绝，不叫军队受饿，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前线粮草供应，而各地集结部队的粮草问题自行解决。这种个体性的救济活动一方面体现出了灾害下的人作为社会个体以及道德主体的存在状态，另一方面也反衬出了民国政府在灾难面前的政治无能，内战的进行与不顾民众死活的言语，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当权政府的无正义性与对生命的蔑视。由于文本书写的晦涩，这种民国政府的政治无能通过作者制造的政治空白所表现，同时这种政治空白没有鲜明的指向性，或者说，政府的政治无能带来的结局作者并没有做出具体的表述，由于特殊情况下社会共同体没有了基本的领导者发挥作用，权力与义务也丧失了原本的意义，个体的无限混乱带来的后果也将会越来越严重，极端情况下的个体本身就具有不稳定性，随之而来的只有民国政府建立的政治大厦顷刻崩塌，民国政府在自身的政治病态中走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