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关于德育渗透的研究涉及多个层面，本文主要聚焦于国外德育渗透的理论基础、内容话题以及德育渗透方式路径三个方面。
1.西方德育的理论基础
西方许多知名学者都强调了德育对于人们的重要性并探讨了相关理论支撑。18世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Herbart）第一次系统地提出“教育性教学”原则，在历史上第一次把教学和道德教育统一起来，赫尔巴特寓德育于教学的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学科德育理论的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随后也出现了杜威（Dewey）等著名的教育家，对德育的发展起到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Kohlberg)提出儿童“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并强调促进儿童道德判断的发展，不能采取直接说教和道德灌输的方式，只能采取引起道德冲突（道德两难法）等方法。科尔伯格的这一理论后来成为很多相关专家研究道德问题的权威依据。如果说科尔伯格在理论上享有更高声誉，则以路易斯.拉斯（Louise Raths）为代表的价值澄清理论（Value Clarification）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操作性和应用性上。有学者(Gary)指出价值澄清理论能够促进德育活动中新的德育理念的形成、学生主体性的发挥、教育者角色的转换、情感因素作用的发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以及多样化方法的运用。价值澄清理论对于当今的德育活动有很大借鉴意义，但这一理论在应用中存在主体的多样化价值选择与坚持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相矛盾等问题。但有一些学者对认知发展主义提出质疑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如海特（Hait)对认知发展主义提出挑战并创建了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 Theory, MFT)和道德认知模式--社会直觉模型(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 SIM)。他指出道德思考的目的来源于“道德直觉”，与认知发展主义提出的道德思考是来源于熟练的道德判断有很大不同。这一理论敢于挑战权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道德发展和教育领域的学者开拓眼界，并进行更加深层次的研究，但当前有关MFT与教育有关的论文还比较少，说服性还有待加强。

2.国外德育研究的内容话题
西方各个国家的相关学者在研究德育时的立足点和侧重点各有不同。除了以上对道德教育的理论进行研究以外，海特（Hait）对道德体系的定义进行了一定研究，认为道德体系将价值观、美德、规范、实践、身份、制度、技术和进化的心理机制相互关联，共同推动或规范自私，使合作社会成为可能。在这一基础下，他指出有一些要求忠诚、尊重权威的价值体系并不是真正的道德体系，因为它不能促进有益的社会合作[6]。这一观点将社会合作纳入道德体系的范畴之中，贴合日常生活。其次，在国外研究中，德育也时常会跟其他话题结合起来，比如文化。有学者（Susana Frisancho & Guillermo Enrique Delgado）研究发现，像在秘鲁这样的多样化国家，道德教育应反映不同群体的社会、文化、政治等价值取向，鼓励不同文化群体直接的跨文化对话[7]。这一研究有助于探究德育与跨文化教育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们对其他文化的认同感。此外，关于教师与德育之间的关系，Mei-Yee Wong对教师领导的道德讨论进行了研究，认为教师的提问技巧对于培养学生在道德问题中的道德意识和情感参与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根据所实施的实证研究，他提出了教师质疑策略:分别为提出假设性问题，提出角色转换问题和扮演魔鬼代言人。这些策略能够为为今后道德讨论的研究提供方向，但是质疑技巧与道德讨论的问题语境之间的关系如何尚未得到充分探讨。Gert Biesta在2020年《教学的三大礼物：走向道德教育的非生态未来》一文中，对道德教育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他认为在未来，道德教育既不会沦为强大的道德社会化（将道德教学作为控制人们道德的手段），也不会完全交给学习者，让他们错误地认为自由是完全缺乏控制。这为未来如何正确地实施德育奠定了基础，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